其人只有寄希望于事情越闹越大，让正乾皇帝看到自己的虔诚，并拉自己一把。
孔端操不知道《孔子改制考》发表后，便由大同监部呈送到了御前，正乾皇帝其实一直在幕后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也包括仙源县发生的事情。
原本位面的华夏没有其人的存在，也照样能作为世界一极长达数千年。
之后的衰落有偶然也有必然，儒家发展到了极致，失去了开拓创新的思想灵魂，沉迷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礼”便是很重要的原因。
相对于真刀实枪地打败弱宋开疆拓土，以“格儒”替代“礼儒”，为逐渐走向陈腐的儒家注入全新思想，尽量避免华夏再度沉沦，才是徐泽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孔端操这篇《孔子改制考》虽然错漏甚多贻笑大方，却也有积极意义。
至少，为有志于在大同帝国开宗立派的大儒们提供了新思路。
在这一件事上，孔氏子孙现身说法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徐泽这个造反者。
孔子嫡脉子孙都能曲解老祖宗的学术观点，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能以“探求真义”之名，从源头重塑儒学之魂呢？
不过，孔端操虽有“小功”于还在筑基阶段的“格儒”，却只是即将丢进垃圾堆之前的废弃物最后一次被利用罢了。
如此鸡毛蒜皮般的“功劳”，连换取孔氏现有的社会地位都不够，更不可能获得正乾皇帝的特别关照。
仙源孔氏说是天下第一家，却只是儒家学派持续保护下的畸形之物，朽而不倒，强行续命千年，内部早就腐朽不堪了。
孔氏子孙也知道家族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才会在改朝换代之际，寄希望于出卖祖宗以延续家族的富贵。
说实话，换任何一个家族被当作吉祥物豢养这么多年，也早严重退化了。
在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皇权时代，文不成武不就的孔氏子孙除了“货”自己的祖宗，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好“货与”新的“帝王家”了。
既然孔氏无功于大同帝国，其族内的纷争就与大同没有半点关系。
孔氏之争说大了是儒学根本路线问题，说小了就只是孔端友、孔端操两兄弟面对家族困境做出的不同选择。
致力于开创新儒的大同正乾皇帝，需要关照腐朽没落的儒学老吉祥物孔氏么？
因而，孔端操的行险一博注定得不到结果。
而且，其人的命运早就注定。
徐泽之前让孙石抛出《孔子改制考》这道命题作文，就是一个剧毒的诱饵。
孔氏兄弟若是拒绝解答此题，就别想在新朝继续富贵；
老实答题又会大失儒教门徒之心，再难得到后者的鼎力支持。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然而只要愿意放下所谓的“家族荣耀”，凭真本事吃饭就一点也不难。
当孔端友专注于家族利益而忽视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时，便成了其弟孔端操笔下的腐儒，眼里只有利益的人绝不可能逃过正乾皇帝的阳谋。
孔端友自持聪明，将家族一分为二，既给儒家正宗留下体面，又幻想在大同徐氏王朝还能延续家族富贵。
如此难看的吃相，脾气好的教主道君皇帝能够忍得，脾气差的正乾皇帝也忍得么？
当然，正乾皇帝好面子，就算忍不得，也不会做得太难看。
同须城梁氏、安阳韩氏、平州张氏等大族一样，只要仙源孔氏愿意遵守大同帝国的法度，并积极配合官府进行的社会改造，就不会有什么事。
若是敢于抗拒，就问孔氏可有府州折氏的刀快，还是有洛阳种氏的头硬？
尊孔尊儒最为虔诚的大宋朝廷都公开认定仙源孔氏不是仙源孔氏，没有资格代表圣人后裔，大同朝廷若要修理不长眼的孔氏，会有心理负担么？
而打了鸡血般欲要借《孔子改制考》转移矛盾，掀起新旧儒之间的全面战争赵宋士人们，也注定要失望了。
莫说行一步看十步的徐泽早就预料到了事态会有这般戏剧性的变化，只以其人的锋锐，又怎么可能会被动的见招拆招呢？
大同帝国近段时间“失声”，并不是正乾皇帝不敢接招，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
实际上，皇帝的车驾已经离开燕京城，赶到了雄安县。
雄安即是原本的赵宋河北路雄州。
雄州地处宋辽边境，仅辖归信、容城两个“中”县，只因处于赵宋军事防御的需要才在此置州。
同舟社北伐燕云成功并建国后，徐泽深感赵宋王朝的行政区划七零八碎。
虽然客观上起到了一些防范地方尾大不掉的作用，却也造成了政出多门、行政效率低下、难以统合资源办大事等严重问题。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同帝国一面扩张，一面陆续合兵了部分州（军）县（监）。
地处原本宋辽分界线上的雄州便是其一。
调整后的归信和容城两县合一，并入京畿燕京府路。
取名雄安，意为燕云、两河重新归一，雄州安定，再无两国军事对峙于此，百姓也不用再承受战火流离之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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