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巧妙破解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魔咒，成功结束了五代乱世，却没能解决乱世积累的各种问题。
其人随后边统一天下边进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都是吸取唐末混乱的历史教训防范籓镇专权军队尾大不掉的指标之举，而非治本之策。
这些改革实际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无荣誉、兵为将有、以下克上等五代军队痼疾，而是以削弱军队战斗力为代价尽力消除大军头颠覆皇权的能量。
太宗皇帝赵光义雍熙北伐失败后，开始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并大兴科举以文驭武，也是延续太祖皇帝的思路，继续压制有造反传统的军中势力。
矫枉过正的结果便是旧的矛盾未去新的矛盾又起，不断妥协之下，吸食王朝精血的特权阶层也急剧膨胀，让先天不足的大宋王朝过早进入了衰败期。
待皇位传至神宗赵顼时，不断膨胀的特权阶层已经超过了王朝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宋的财力无以为继，到了不变法就亡国的窘迫程度。
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正视并着手解决客观存在的历史积弊。
旨在打击劫夺国家财赋行为以富国强兵的变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抵制，一路磕磕碰碰问题不断。
就连意志坚定的拗相公王安石第二次出相后，也因为阻力太大变法无法再深入而以病辞位黯然收场。
一意孤行的神宗皇帝因病驾崩前，明知倾向旧党的母后高氏一旦摄政新法成果将荡然无存，自己的半生心血也要付诸东流。
但其人到此时已经看明白了旧党争夺的根本不是什么治国理念，而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手中的任何利益。
利益既得者是永远不知饱足的政治生物，注定了变法与抗拒变法的争斗一旦开始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为了自己年幼的儿子能够坐稳皇位，赵顼只能壮士断腕，把江山托付给被后世誉为“女中尧舜”的母后高滔滔，以政治妥协换取旧党对自己血脉的支持。
从这一点上讲，哲宗皇帝赵煦亲政前，司马光等人主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对新党进行清算，其实是提前得到了新党缔造者神宗皇帝的默许。
新党当政时，旧党攻击新党祸国殃民，轮到后者当政时，就全盘否定新党之政，把熙丰变法后原本还有些起色的大宋折腾得一塌糊涂。
甚至不惜割让“元丰西征”血战取得的领土给夏国也要抹黑新党。
旧党如此倒行逆施，自然大失人心所望。
可以说，哲宗皇帝亲政后能够借“绍圣绍述”之名重新启用已经被打倒的新党，完全是旧党自己胡作非为逼出来的。
新党再次主政后以同样的手段清算旧党，也是后者肆意破坏朝廷规矩在先遭到的反噬而已。
不过，在大宋百年国运面前，新旧两党的恩怨纠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宋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这以后便彻底失去控制，朝堂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联想到不死不休的政争。
如今国难当头，李纲联合吴敏等人豁出性命将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赶下皇位，又竭力扶皇太子赵桓登基，并一力主张皇帝御驾亲征坚决抗同。
其人行事如此激烈，自是牵动所有朝臣的敏感神经。
也许李纲并没有私心，只想尽好刚直之臣的义务，以挽救即将覆亡的大宋王朝。
但在其他朝臣看来，其人此举就是旧人下新人上的老把戏，和大宋以往的屡次朝堂争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只不过现下时机巧妙才披上了救亡图存的光鲜外皮，而要被打倒的对象因害怕外敌主动放弃朝廷逃离国都，才给了李纲这等莽夫成功的机会。
刚而易折，莽撞之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李纲会不会折，什么时候会折，都不妨碍其他臣子借其人成事之机扇阴风点鬼火，竭力扩大朝堂争斗的规模和力度，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相公才高八斗，曾经能够得到道君的信用，如今又能在混乱的时局中独领风骚，自不是真的莽夫。
其人非常清楚要想打赢一场大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因而，李纲虽然恼怒白时中、李邦彦等宰执对外软弱，动辄以下犯上当面将宰相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但其人的目的只是压制逃跑派与议和议派的气焰，以统合力量抗击强敌，绝没有同军兵临城下还要掀起朝堂争斗的愚蠢想法。
所以在请动皇帝摆驾宣德门劳问将士并封自己为亲征行营使获得开衙辟官之权后，李纲就已经满足，转而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即将开始的临安城保卫战之中。
李相公费了这么大劲，结果真是为了救大宋，显然出乎一些人的预料。
眼见激烈的朝堂争斗就要被紧张的大战形势所压制，欲借政争浑水摸鱼的各路牛鬼蛇神自不会同意这样的结局。
好在大宋养士百余年，还是有“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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