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困境，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乃父、乃兄的极大魄力。
其人先是扛住了文臣们的压力，以“不破则不立”的大决心，授予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方面之任，命他们接管混乱不堪的各地。
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军事扩张，赵构只给了众军将朝廷官爵。
各部募军所需的钱粮甲械全靠自筹，最终能够掌控多少军队，全凭个人本事。
大宋王朝能够压制造反成瘾的军队，从而结束混乱的五代乱世，除了以文驭武，并频繁调动军将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手段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钱粮。
无论是最老牌的将门府州折氏，还是军队最为庞杂的西军各军头，都必须依靠朝廷的钱粮才能过活。
便是再能打的军队，没了钱粮，都得抓瞎。
而军队一旦能够自筹钱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军队自收自支，自主性更强，战斗力更有保证，可也会渐渐失控。
此举显然有悖于大宋传统，一个不慎就会养出尾大不掉的藩镇。
但现在新宋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军队就无力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眼前这关都过不去了，哪里还能操心以后有的没的？
而且，以同军的彪悍，也只有藩镇化的军队才有足够的战力勉强与其对抗。
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先摆脱了随时都会再次国灭的命运，等新宋与大同真正达成战略均势之后，再考虑削藩收兵权的问题。
赵构此举的效果自不用说，仅仅月余时间，就看到了成果。
折彦质、刘光世在军中素有威望，善得兵心，二人将重点放在收编乱军和溃兵上，基本是将旗一树，应者云集。
韩世忠、李成起于行伍，敢打能打，麾下将士也有股狠劲，这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以钟相为首的民乱上，平乱、整编、屯田一条龙。
而由唐州率部突围南下的军中新秀张俊也不含糊，其人靠着之前的清野，很是搜刮了一大笔钱财。
在如今的大宋，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更有钱，如此滚雪球，势力扩张也相当快。
应该说，大宋从来就不缺能人。
只要皇帝敢放权，很快就能有人为朝廷拉起数万大军。
但这些军队空有庞大的数量，现阶段依然是乌合之众。
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以及在不断的战斗中锤炼，战斗力依然可疑。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赵构听取了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遣使入同宣告新宋成立，正式向大同帝国叫板。
此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被大同打怕了的臣子反对。
这些人生怕朝廷过于高调，会引来同军的报复行动。
赵构却认为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根本藏不住，也不应该藏。
唯有主动应战，才能赢得喜欢邀名的正乾皇帝正视，还能借机扩大新政权的影响力。
这套说辞很迷，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
任何异常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原因。
“汉水大捷”之后，同军停止了对赵构的疯狂追击，给了其人喘息之机，让一度计划继续南逃的新宋行在暂时留在了江陵府。
没有了迫在眉睫的压力，原本就勉强凑合在一起的朝臣们便开始闹腾起来，“战与和”“进与退”的争论充斥在每一次朝议之中。
而类似于放弃陕西引同夏两国大战，征召野蛮敢战的南疆夷人对抗同军，编伍福建、广南疍民奇袭大同水师等各种古怪言论，也大有市场。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大宋肯定是因为自身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才会被新崛起的大同摧枯拉朽般覆灭。
新宋政权能够动用的资源大幅缩水，要想打败大同中兴社稷，就必须亡羊补牢，下狠心解决道君、渊圣两朝遗留的严重问题。
找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简单，找了上百年问题的大宋士大夫们更是极擅此道。
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找出一堆的原因来，绝对不重样。
每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随便拉出一个，都能吊打几个月前才死在潭州的蔡京老贼。
朝臣们的思想混乱无比，根本无法统一，各种扯皮不断，导致皇帝的任何决策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会有人支持。
纷纷扰扰中，赵构遣使沟通大同的决定勉强得到通过。
为了减少阻力，其人只派出了以尚书比部员外郎万俟卨为首的低级别使团。
赵构在这个时候坚持遣使入同，其真实目的当然不是向大同宣战。
汪伯彦的建议之所以能够打动其人，乃是此举可以解决赵构最致命的法统问题。
大宋灭于大同之手，可绍继大宋社稷的赵构要想坐稳江山，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取得大同正乾皇帝的认可。
这件事说来荒唐，却偏偏有其内在逻辑，也有迫切性。
曾率众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千里入临安请愿的布衣欧阳澈等人也在大宋覆灭前逃出了临安城，并随众人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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