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徐梁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回避。
法官可以申请回避审理自己五服亲、师徒、同窗、恩仇的案子，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主审法官因为以上原因回避。
如此一来，情义与忠诚可以两全。
方法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人们陷入了思维盲区，看不见而已。
就如现在，徐梁一旦将“连带无限责任”引入罚金制度，其斩衰至亲就要承担连带无限责任，通俗地说：倾家荡产一起赔。这里的斩衰已经不是穿孝服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连带。
李明睿想了想，又道：“陛下，兄弟呢？”
兄弟不是斩衰之亲，而是齐衰之亲。
“那就这样：父母在，则斩衰连带；父母亡故，未分家析产者，齐衰连带，然以父母所留家产为限，为有限责任；父母亡故，且分家析产者，从其本犯所有私产中课金，不予连带。”徐梁道。
李明睿微微皱眉：“陛下，如此一来，恐怕是在鼓励民间分家析产啊！于国家实则有害。”
大宗小宗、数世同堂，这是宗族的基础。如果分家析产遍布，则财力物力分散，宗族就要受到影响。儒家最重纲常，不可能放弃纲常。逐出祠堂，不得参与祭祀。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比流放还残酷的处罚。即便是目不识丁的白丁，也会觉得自己与祖宗的根被掘断了，失去了庇佑，生死飘零，再无归宿。
徐梁亲身体验过两种社会生活之后，发现宗法社会反而比后世社会更安定平稳。虽然宗族有许多陋习。比如欺凌弱支小宗，比如动用私刑，比如组织私斗，还有时包庇犯罪，对抗官府。
然而他们也是官府在管控力不足时候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传统道德的载体。
人有祖宗敬畏，则有底线；有乡约村规，则有风纪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则是人性的最后防线。当大明法律普遍颓败之际。正是道德还在发挥作用。譬如钱谦益以正妻婚礼娶柳如是，大明律已经管不到他头上了，而乡人自发地投掷以砖瓦，维护社会道德风气。
虽然看似有些无力，但也能震慑那些脸皮不如钱谦益的人了。
不打击宗族，就会失去基层的控制力；打击宗族，则会对华夏文明造成毁灭式的破坏，甚至永远修复不了。人们就算能够找回族谱。重新续写，但中间断绝的精神却是找不回来的。对祖宗劝化的敬畏。也再难遵行。
“先生以为呢？”徐梁问道。
“莫若最后一条改为：已分家析产者，齐衰一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破落户可找到个好去处。”徐梁摇头道。
一旦实行这个方法，分家之后破落的一支，只需要故意犯罪，就可以将兄弟拖死。是否会有这种无赖在败完了自己的那份家业之后，以此讹诈上进、勤俭的兄弟？徐梁以最恶意的心态去揣摩世人。想必是会有的。
这是严重违背善良风俗的恶法。
“那……”
“实在没法子就只有国家吃些亏，让他以劳役抵罚金吧。”徐梁已经觉得有些疲倦了，早餐在胃中消化殆尽，人开始有些动力不足。他摇铃让柳如是进来，送上点心。也请李明睿一起吃。
李明睿心事重重，又不能拒绝，只吃了一小块桃花糕就停了。
徐梁喝了一碗银耳羹，又道：“李先生，还有宗族私刑、私斗，可有方案了？”
“臣惭愧。”李明睿果然面露愧色。
这两个陋习别说后世民国，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在偏远山区还是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后世已经名正言顺地打破了宗法社会，此时的宗族却是庞然大物。徐梁有时候真希望像在山东一样，集村并屯，直接用暴力打破，但是一省容易一国难，短暂的压榨百姓能够承受，如果说彻底砸烂，却是谁都不愿意的。
即便是山东，现在战事平复，那些被迁徙的农民也仍旧想方设法与宗族取得联系，再次联络起来。
“私刑、私斗……还有，如果族中有人做官，贪墨银钱转入族中，如何杜绝？如何追索？”徐梁问道。
李明睿纱帽之下已经出汗，最终只得摇了摇头。
“族中人以子、侄之名，诡寄田亩，逃避粮税，如何查处？”徐梁又问道。
李明睿终于抬起头，道：“这部分倒是可以查。国朝优待士大夫，从生员起减免粮税各有定制。如今只要卡住这定制，谁都说不出什么。如此一来，官宦士子连自己的免税额度都不够，遑论受人诡寄？”
徐梁总算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宗族私刑私法必须先禁止。国体唯一，大明境内绝不许法出二人！先生回去还要在‘宗族’上多下功夫。”
大理寺有议法权，可以提请法律法条的通过，但只有皇帝才有权力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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