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姜曰广年老心不老，思维反应之快甚至比许多年轻人都强，再配上一个思维缜密的副使。即便任务再艰巨也有成功的可能性。何况王恬出使俄国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取得合约上的胜利，更是对这个敌国的全面考察。
高燕和徐敬业、冯先奇则挟大胜之余威。
率兵在哈萨克的土地上开展了极大的扫荡，只有插上了赤底金龙旗的村落才能免于“检查”。
俄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非但损兵折将，整支南方常备军都因此覆灭，绝大部分战士都转职成了农奴和矿工，成为了支援大明建设的一份子。
除此之外。之前已经被俄国控制的小玉兹和实力最为强劲的中玉兹，先后倒向大明，希望能够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不过明军从俄国俘虏口中已经了解到了整个哈萨克汗国的实力部署，所以对这根橄榄枝并不甚感兴趣。
然而俄国人最大的损失并不在于兵力、土地、势力范围。还有人心。
徐梁能够想到的最严苛的待遇，对于俄国人而言都是善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种待遇上的差异让接触到两个国家第三方人民铭感五内。哈萨克人第一次知道，他们存在的意义并非被人苛待和劫掠，也应该有自己的美好生活，享受官府提供的帮助、低息的贷款。
哥萨克人也发现明帝国收买他们的标价中，除了有更廉价的粮食，更广阔的土地，还有尊严。
即便是个隆准深目的哥萨克流浪者，只要他的户籍上标注着“大明”字号，那他就拥有被大明帝国保护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欺凌。
在整个十二年年，西北方面最紧缺的两样物资就是代表大明的赤底金龙国旗，以及对哈萨克、哥萨克等部落酋长的委任状。随着朝鲜和日本人为主的边防军到达西域，明帝国对远西地方的控制i越发体系化，虽然管理费用比较高。
“突厥都指挥使司完全就是靠大明百姓的血汗堆积出来的！”
南方士林诸报上对哈萨克建立都司十分不满，正是因为北京诸部堂公开的年度开支和来年预算。
“朝廷对突厥都司的管制只有两个字：砸钱！每个突厥地方的‘明人’每年都有高额的免税优待，可以说大明根本没有从突厥收到一文钱。而大明却要承担突厥方面道路、水利的兴修，军队消耗，官员的俸禄，这岂不是只出不进的亏本买卖么？”
文化界的报刊是不耻于说这些言利之言的，但是《大明商报》却毫无顾忌，尤其是在他们提交的减免税额意见书被北京驳回之后，更有发泄的冲动。
“再差的房子，租给别人住总也要些房租，如今突厥地方却是房东赔钱请人来住，这是何道理？”
《大明商报》的读者群属于略有资产，做些小买卖小生意的小康之家。这份报纸的风格就是直白，善用比喻，以及成版的广告。当然，在《大明商报》看来，广告也是新闻的一种，同样都是信息嘛。
实际效果也是如此，因为《大明商报》对突厥的怨气深重，花了大力气介绍这块大明新的土地，使得许多人都知道了大明西面还有这样一块待开发的土地。也有不少对丝绸之路充满憧憬，同时被突厥地各种免税政策所吸引的商人，纷纷带着大明的茶叶和丝绸，再次踏上了前往西域的道路。
此行都是陆路，反倒比海路更受欢迎。为了保护大明百姓的这种积极性，徐梁不得不规定这条丝绸之路的终点暂时设在突厥斯坦，以免汉民们在无知之中冲入鄂图曼人的领地。
论说起来，鄂图曼人对同一宗教的兄弟是很讲信义的，但面对异教徒，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信义可言，似乎在他们的教义中，不信仰他们的宗教就是一种罪过。之所以鄂图曼帝国会封锁陆上丝绸之路，正是因为这种对“罪过”的惩罚心态，可以让他们在结束交易的同时，拔出弯刀进行抢劫。
好在大明的领地上也有信仰这种宗教的人，而他们显然温和得多——这正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缘故。让这些温和派带着商货前往鄂图曼进行交易，危险性就能下降许多，而鄂图曼本身也需要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工艺品，正好将他富有的黄金宝石交给大明来利用。
只要能够打通这条通往鄂图曼的商路，世界贸易的圆环就只有薄薄一层，随时可能被打破。
现在大明需要的只是时间，以及切入影响世界潮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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