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这边，朝廷派出的流官必须要依靠由土豪家族提供的胥吏去查土豪家的田土。
而在开封府，吕嘉问、吕本知两父子还是可以寻到一些同禁军系统没有多少关联的公吏以驱使的。
毕竟开封府的池子比较大，可供各大衙门选择的范围也更广阔。而且开封府内诸多衙署的公吏多有世袭，许多人世世代代在衙署任职，往上都可以追到太祖、太宗两朝。在那个时代，禁军还是以当兵打仗为本职的，可没有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禁军的事情。
所以早年在衙署担任公吏之人，大多都是开封府本地的寒门士子。呃，寒门士子在隋唐和五代直到宋初的时候还没有后来那么高贵。在士族占据优势的隋唐，科举取士的人数很少，而且科举的猫腻很多，所以大部分寒门士子想要入仕就只能从底层公吏或大官的门客开始混（其实门客和公吏是相通的）。
而在五代和宋朝开国之初，天下是武夫们的，宋太祖当朝的时候，一科取士的人数都是个位或两位数，不可能为众多寒门士人提供上升通道，也不可能选出庞大的官僚队伍去统治天下。所以寒门士人担任吏员和门客，还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上升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吏员的素质虽然较高，但是独立性不足，必须依附官员，而且也有晋升成为官员的通道，容易和提拔他们的官员形成团体——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指这种情况。
而到了科举大兴的时候，寒门士子有了广阔而且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不必再依附高官豪门充当门客吏员。同时，吏员的上升通道也因为朝廷要为大量的进士安排官职而渐渐封杀。
一方面是对士人丧失吸引力的吏员职位；一方面则是没有门客家臣可以驱使的孤寒官员。所以官无封建，吏有世袭的局面开始成为了主流。
在实际政务活动中，吏强而官弱的奇特格局，也在宋朝开始形成。
而在宋人理想中的清流名臣，哪怕官做到宰执，也不应该有大量的门客家臣可供驱使，最好是没有心腹爪牙的孤臣一个。
吕嘉问、吕本知父子就是标准的孤臣，不仅没有几个爪牙，和庞大的寿州吕氏家族都翻了脸。而他们能依靠的，则是一群盘根错节，早就形成了利益集团的世袭吏员……
不过吕嘉问这种级别的恶人酷吏，还是有办法拿捏几个背景不深的世袭吏员的。
吕本知在书房外面禀报：“父亲，于押司，赵押司，周都吏，刘都吏都已经到了，正在前厅等候！”
正皱着眉头在看店宅务修造所送上的“筒子楼”样图的吕嘉问随口应道：“哦，让他们稍等，老夫马上就到。”
吕本知带来太府寺卿府邸的四个公吏，分别来自市税务和平准案。于押司名同道，字书友，是市税务的押司，是专管城北厢的市税文书。周都吏单名一个坚，表字如冰，是市税务专管城北厢税收的四个都吏之一。赵押司名闾，字子仁，是平准案中专管北厢文书的押司。刘都吏名荣，字子耀，是平准案中专管城北厢巡检的都吏。
四个吏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年纪均在二十五岁上下，入职的时间都在三四年间，当然也都是吏员家族出身。
曾经长期在市易务和三司任职的吕嘉问对开封府公吏家族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知道上年纪的老吏很难驱使。一来他们为吏多年，早就捞足了，而且多数都有出职为官的资格，也就是随时可以得到官身，脱离太府寺的控制；二来这些人都经营起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熟知各种阳奉阴违的官场手段，很难驱使他们；第三，这些经年老吏一个个都油滑异常，做事滴水不漏，根本抓不到把柄——使功不如使过，没有把柄被人抓住，想要让他们去当咬人的恶犬可不容易。
而最容易驱使的，毫无疑问就是那种当上公吏三四年的准新人，他们的职位虽然都是继承来的，但是并不等于不要花钱。上司要打点，族中要摆平，一个押司、都吏级别的公吏继承，花掉两三万缗也不足为奇。基本上是能掏空一房家底的，说不定还欠了不少债务，现在正是急着捞钱的时候！
而且，这些新入职的公吏也没有老吏恁般滴水不漏，很容易揪住把柄。有了把柄，他们就只能乖乖听话，要不然开革出去，那可就要一无所有了。
吕嘉问坐下，看着四个穿着黑色襕衫，面色有些忐忑的年轻吏员和自己的儿子站在一起。
吕本知沉着声开口介绍起来：“这位于同道是市税务的押司，收受了李家纲首的500缗贿赂，把私运的货物混在纲粮之内，逃了几千缗的过税。
这位周坚是市税务的都吏，因为收了州北瓦子大掌柜送上的300缗，就以州北瓦子国丧期间停业为由，免了三个月的住税。
平准案的赵闾和刘荣则受人指使，联手讹诈北厢的王家粮店，被人告发了。”
“好啊，都很能干啊！”吕嘉问冷冷一笑，“才干几年啊，就不把王法放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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