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靖说道：“今日这般做，我已经想好，不会有什么大的妨碍。当然，我还有备案，可没想到会有单独的圣旨给我。”
停顿了一下，他眯了下眼睛，说道：“放心，利弊得失我已经想清楚了，不会有事的。”
早就知道要与方正化见面，郭大靖自然会反复考虑，假想见面后的叙谈内容。
假设方正化是个比较正派的太监，确实是忠君爱国，确实有那么点廉耻之心，那对于东江镇的不公待遇，肯定是心怀愧疚，没什么底气。
郭大靖实话实说，不管是抱怨，还是牢骚，都表现出了心直口快的武将形象，不作假，不虚伪。
至于什么跋扈难制，身为武将，郭大靖要想大展拳脚，就根本不想有什么掣肘牵制。
况且，这里是东江镇，他必须站在东江镇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巧言令色，被毛文龙等人看成是二五仔。
刘兴祚为什么不受待见，就因为毛文龙把他看成是朝廷的人，是来分权牵制他的。
平常就牢骚不断，还口出不逊，到了监军太监面前，又畏缩懦弱，奉承逢迎，岂不是给人以首鼠两端的形象？
人设不能崩，郭大靖并不认为方正化，甚至是崇祯皇帝，能把他怎么地。
如果方正化是个贪婪、阴险的坏蛋，郭大靖也不怕。有毛文龙和陈继盛顶着呢，得罪了这样的王八蛋，自己可能会更得到信重。
至于以后怎么利用方正化，郭大靖也想好了。给方正化编些情报，能不能传到崇祯耳朵里，能不能对朝廷的政策有所改变，他可就管不着了。
既然是监军太监，想必会把一些风吹草动上奏，这是他的责任和职责，也是表示他工作卖力，忠心任事的方式，无关他对郭大靖的看法和态度。
关键，有了这个信息渠道，郭大靖要对付的就不仅仅是建虏，还有很快要上任的袁崇焕。
你五年平辽，吹牛也不跟牛商量，搞的什么方略不过是在忽悠崇祯这个大傻子。
关于五年平辽，袁崇焕的方略并没什么新鲜，“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可以说，袁崇焕学聪明了，平辽方略说得很笼统，留下了很大的改动空间。或者，也可以说成是转圜的余地。
很简单，越是详细的计划，就越不容易改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是具体而微的论述，也越容易让人看懂，挑出毛病。
显然，袁崇焕这是吸取了天启六年的教训。
当时，袁崇焕上奏天启帝，表示在关外屯田修城，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后金投降。即便后金不降，也肯定会被明军击败。
在袁督师的策略中，详细地提出七个办法，总结了屯田的好处，可以统筹管理，兵农合一，节省粮饷，还可以种树阻隔建虏骑兵。
结果呢，在史书上被称为昏君的木匠皇帝，没有和崇祯一样喜出望外，而是很冷静地提出六个反问，打击了信誓旦旦要屯田灭虏的袁督师。
随后，天启帝还作出了指示：“……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
不得不说木匠皇帝十分聪明，看事也极明白，指示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后金不可能投降，即使投降，也不能相信。
所以，通过和谈让后金投降是不可能的，战争肯定能够胜利，但是不能轻敌，要做好长期苦战的准备。
在批示的最后，天启帝还告诫袁崇焕，要踏实做事情，再根据实际情况对战略战术进行调整和变动，才会收到效果。
可惜，崇祯没有这样的睿智和冷静，被“五年平辽”的袁督师忽悠得晕头转向，以为终于得到了不世名将，视袁督师为擎天玉柱、架海金梁。
其实要分析袁崇焕的平辽方略是否可行，并不困难。只要逐条细问，管保让袁崇焕不能自圆其说。
以辽人守辽土，是否意味着排斥外来将兵，只用辽东的土着军官和士兵？
以辽土养辽人，既不敢与建虏野战，如何保卫耕种的屯田，如何保证秋天的收获不被建虏抢去？
至于什么守为正、战为奇、款为旁，就更加虚得说不出具体要如何操作了。
可惜，崇祯未见袁崇焕之面，已经召其回京，并任命其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也就是说，还未到平台召见，还未听到“五年平辽”的煌煌大言，崇祯已经委以重任，倚其为辽东柱石了。
等到平台召见后，崇祯就只剩下赐尚方宝剑，以及蟒袍玉带、银币等物了。
用人如此草率，崇祯的幼稚和操切，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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