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
杨鹤呀杨鹤，活十万人不是活嘛，能活五十天难道不该庆幸，山呼万岁嘛？难道要让朝廷养流民一辈子？
崇祯很生气，提起笔，刷刷点点地写了回复，“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朝廷就这么点钱，既然作乱的贼寇太多，赈济不过来，还不受招抚，那就杀了。人没了，也不用拿钱养他们了。
嗯，当皇帝就应该有这杀伐果决的气魄，杨鹤太软弱，洪承畴还不错。
崇祯有些小得意，用自己的智慧和气魄，终于是解决了一个难题。
放下这本奏疏，崇祯又拿起了一本，打开阅看，竟然又是有关西北闹灾的。
陕西的饥荒已经持续三年，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巡按李应期上疏崇祯皇帝，请求减免赋税。
扯淡，沽名钓誉之徒。
崇祯皱起眉头，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事自己要不准奏，恐怕会背上残苛待民的坏名声。
思虑再三，崇祯捏着鼻子、肉痛无比地批复道：“崇祯元年和二年的赋税可适当减免，日后不可再免。”
想了想，崇祯又提笔补充了一句，算是指点李应期，“贫富均纳，果能遵行无扰，自然好义乐输。”
大明子民都是识大局、顾大体的，为了国家，为了朝廷，苦一点也甘心情愿，都是好义乐输的良民。
没错，在崇祯眼中，便是这样的判断和结论。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牺牲一点，为什么不能勒紧裤带，共渡时艰呢？
只不过，崇祯高高在上，体会不到饥饿的滋味，那是能够令人发疯发狂的；他也不会理解流民走投无路、卖儿卖女的凄惨，和倒地等死的绝望。
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加，即每亩加征银九厘。
崇祯三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强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再征“练饷”。
在皇帝看来，不过是几分几厘的银子，何至于拿不出来；但在百姓看来，田地荒芜、颗粒无收，连碗粥都喝不上，又哪来的银子？
崇祯的所作所为，让他在临死时所说的“勿伤百姓一人”的话，显得是那么可笑而虚伪。
在他的统治下，在他不断的加派下，逼死逼反了多少百姓？就是杀进京城，冲进皇宫，让他走投无路的义军，不也曾经是安分守己的大明子民？
批复完李应期的奏疏，崇祯放下笔，稍事休息了一会儿。
他想让自己的头脑缓一缓，以便更加聪慧睿智。可却不知道，他的每一个“英明”决策，都是在使大明内部的火焰烧得更旺，把大明向灭亡更推了一步。
王承恩适时地奉上香茶，又躬身退到一旁。
崇祯喝着香茶，脑子似乎真的灵醒了很多。
放下茶碗，他转向王承恩问道：“王伴儿，方正化上奏说金州今年大丰收，有种叫土豆的东西，亩产达到了三千多斤。”
王承恩躬身道：“皇爷说得不差，方正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东江镇在全力备战，今冬建虏会来攻打。”
崇祯沉吟了一下，说道：“可袁崇焕的奏疏上说，建虏打造大量的器械，有攻打锦州、大凌河等城，甚至是宁远的迹象。”
停顿了一步，他又接着说道：“锦州、大凌河等城还未修筑完成，若建虏来攻，就只能撤回宁远坚守。”
看崇祯皱起了眉头，王承恩自知其意，说道：“如果东江镇能发动牵制，争取数月时间，锦州等城便能修好。”
崇祯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说道：“毛文龙上奏说建虏将发起进攻，请求恢复粮饷，并索要物资器械，难道是借机要挟？若朝廷不允，便不出动牵制？”
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道：“既然金州大丰收，东江镇便无缺粮之虞。只给他们些物资器械，奴婢以为也无妨。”
“既不缺粮，却又要朝廷恢复粮饷，真是贪得无厌。”崇祯甚是不悦地说道：“毛文龙虚报糜饷，朝廷未治罪，他还屡次上疏狡辩。”
王承恩勉强笑了笑，却不好接这话。他也知道皇爷是在发泄情绪，总归是已经有了决定。
果然，崇祯说完之后，似乎好受了一些，思索了半晌，说道：“着登莱道王廷试给东江镇送些作战物资和盔甲器械，再告诉方正化，若建虏进攻辽西，务必督促毛文龙出兵牵制。”
王承恩躬身领旨，又提醒道：“那金州的土豆呢，是否运来些，先种着试试？”
崇祯点了点头，说道：“试试也无妨。”
茶水喝完，崇祯没有马上继续处理奏疏，而是微皱眉头，思考起辽西筑城所需的银两物资，该从哪里多征些，又该从哪里节省些呢？
辽饷三次加派，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三百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四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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