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要面临淋尖踢斗、鼠雀之耗、耗外之耗等手段的盘剥了。
在各处官仓交粮时用比市面上大上不少的斛斗来收取粮食，这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反正上峰也是按照石、斗、升的标准来记账的。仓大使们还要在本来已经对的高高冒起尖来的粮食上，小心谨慎地不断往上加。这是所谓的淋尖，至于说踢斗，则是要检查这粮食是否堆得实在的手段，重重一脚踢在斛斗上，斛斗上的势必会散了一大片出来，掉落在地上。这些地上的米粮便成了所谓的耗米，交粮的粮户们是没有权利将它们带走的。
这些耗米便成了各级基层官吏的福利或者是灰色收入。为了得到这些“耗余”，大明各地的粮仓小吏，从明初起，便大多苦练腿法。有些人甚至能练到一脚踢断一棵小树的。
除了这些“耗余”，那些民户纳粮的各种损耗杂费等加派还没计算在内，大明各地州县的加派，往往是这些正税的数倍之多。如此，明末百姓如何不苦。
不过。也有他们惹不起或者不敢惹的人。
这些惹不起的人，首先便是有功名在身的人。
在洪武年间便有优惠的免税定额出现了，定额规定，大体京官一品可免30石，二品24石，以此类推。外官的优免则是京官的一半。至于监生、举人、秀才，照例可免2石。除了免粮份额之外。其他自置田亩，都要报官纳粮。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里面的学问便大多了。可免二石的，免了几十石。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对全国田亩进行丈量，清查自家田亩时便上下朋比遮掩，本来按照他的级别免税额定是免八十多石。但是实际免了将近九百石，差了十倍还多！那这些差额要谁来弥补？自然是平头百姓了！这些平白无故要缴纳的钱粮，术语便是飞洒了。
除了飞洒，比较坑人的便是所谓的诡寄。只要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都会有一批刁横霸道、不易对付的一群特殊人物。不是豪强地主，就是乡间无赖。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有时候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地面平靖。
从一条鞭法实行以来，便是弊端横生，许多平民小户为了少纳粮。就会“带地投献”。将自家的田地挂靠在某个有功名的人名下，宁愿给人家交钱粮，也要求得少交些钱粮，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有人会请他们“包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包户”，这种包户或者本身是“粮差”与官吏有勾结，或者是地方的豪强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浮收”部分固然少不了，但是要比自己去缴纳便宜的多
“包户”自然不是白干的，照例要从中刮皮，“包户”里胆大妄为的，干脆只收粮，不缴粮，一味拖欠，只等最后朝廷“豁免”了事。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盛极一时。
有人少缴，有人就得多缴，县里的税赋还是要出在县民的头上的。外加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里的官吏的好处，统统都出在小民头上，这叫做“耗粮堆尖”，也就是所谓的“浮收”。
“耗粮堆尖”不算“乱收费”，是大明税赋系统中有明文规定的，某些地方，每石附加耗米和尖米7斗6升之多，超过正额的一半以上。这笔额外收入是地方官吏最大最可靠的一笔“灰色收入”。比起贪赃枉法之类捞的黑钱，要安全多了。
“耗粮堆尖”名义上是支付税粮的运费和损耗，其实没有标准可言，随意性很大。
所以有人说，明末的财政困难，和各地饥民暴动、流民起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一条鞭法最大限度的压榨了自耕农的生存空间，将无数的自耕农变成了佃农，将佃农变成了流民。
流民成了饥民之后，便成为了士大夫口中的流寇！
如今虽然各地州县的吏员都成了宁远伯府系统内的人物，每月都有俸禄薪水发放，但是很多人拿着手中的几块银元，却还在憧憬着往年夏秋两季浮收钱粮时日进斗金的好日子。
此时这个税收章程的出台，无疑是将广东的官绅大户、读书士子与诸多胥吏的狗食盆打破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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