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并不能一言以蔽之，金银就是财富。”
于谦和陛下是一致的，国家财富并不应该仅仅是金银铜铁这类一般等价物。
朱祁钰和于谦所说的是重商主义的第一原则：财富由金银构成。
“在没有大规模的金银矿的土地上，只有出口价值高于进口价值，才能带来金银，比如我们大明。”朱祁钰提到了一个概念，它有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叫做贸易顺差。
重商主义的第二原则，就是通过贸易顺差进行原始积累。
于谦立刻就明白了陛下这两段话的用意，眉头紧皱的说道：“所以，松江府的尚奢、竞奢、逐富、斗富的风气，来源于此，就因为它在长江口，通衢半天下，天下百货集散之地。”
于谦终于知道了为何陛下从最开始就对松江府尚奢之风如此警惕的原因，因为陛下知道，一定会出现。
果然是陛下，在财经事务一道，从未失手。
重商主义的两条原则，是拜金教徒盛行的基石，如同七天制造世界，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朱祁钰似是想到了什么，忽然笑了下说道：“其实两宋很强，发展速度继承前唐，文化鼎盛，可是重文轻武之祸，党祸盈天，两祸三百年，是文化失败。”
“若是这尚奢斗富之风由朕而起，朕岂不是真的成了亡国之君？”
朱祁钰笑就笑在这亡国之君四个字上。
于谦赶紧俯首说道：“陛下乃是英主，何来亡国之说？金银本就不是衡量国富的唯一标准。”
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等，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准，但从金银去说，太过于狭隘。
于谦知道这其实是陛下的担忧罢了，只是有些疑惑，这和钱法钞法之争有什么关系呢？
朱祁钰的语速越来越快的说道：“开海是扩大大明的出口，是为了让商贾们带着大明生产的货物，去外面交换，换回更多的金银。”
“钞关市舶司抽分一成，纳银减四分，是为了带回来金银，并且将这些金银压制，增加更多的货币，没有货币就没有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资产。”
“更多的货币，让大明可以进行更多的资产积累。”
“更多的资产积累必然出现竞争，所以我们要限制甚至处罚利用权力寻租产生的垄断行为，限制恶意竞争，做到竞争的一般公平。”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样的资源下，更快的做出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商品，工坊就必须要对自己的生产力进行提高。”
“生产力全面提高！大明上上下下，才能够全面的、结构性的改变。”
“生产力全面提高，大明的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黔首百姓家的孩子也可以上学，大明上下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出人头地，大明百姓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朱祁钰的话说完了，这就是他长久以来，不肯用钞法的根本原因，他是皇帝，是天下臣工百姓的君父。
行钞法，就会从源头失去财富积累和资产积累的动力，失去物竞天择的环境，最后失去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全面性，结构性的改革。
从御制银币到景泰通宝，大明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石就是新货币政策，一旦行钞法，建立起的整个钱法循环，就会彻底败坏。
洪武年间，大明太祖高皇帝，从一个敲碗走三千里路，要了三年饭的乞儿，最后坐到了九五之尊的高皇帝，在洪武二十五年，也无法阻拦大明钞法的败坏。
所以，只能一条道走到底。
于谦欲言又止，其实他有很多话要说，最后劝谏的话没说出口。
他怕陛下拧巴了。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丁是丁，卯是卯的事儿？
以官职举例，大明有科举制，但也有恩荫制，世袭的军勋制、更有察举制，甚至还会礼聘制，门外等着的那个陈循，不就是大明礼聘回朝？
政治是混沌的，是解决问题和缓解阶级矛盾的手段，没有一条政策，非要一条胡同走到底。
大明前六十年，穷兵黩武，十三次北伐，两征交趾、三征麓川，后二十四年的时间，又开始兴文匽武，甚至有些重文轻武导致武备松弛。
陛下显然是有点钻了牛角尖，钱法、钞法并举不失为一种解决之法。
其实于谦还是那个态度，行钱法可以，行钞法也可以，全看陛下如何抉择，只要陛下做出了选择，剩下的就是朝臣们的事儿了。
于谦尤擅国家之制，对于大明而言，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决策者，群龙无首皆为蛇这个道理，于谦最是明白不过。
无论陛下做出什么决定，哪怕是要向西跨过天山大漠、金戈铁马、数万里之遥远追击西进的瓦剌人，杀掉也先为土木堡的冤魂复仇。
只要陛下要做，那就能做到。
于谦最害怕的就是天下之主，优柔寡断，那是大明之不幸。
一个君王，天下之主，如果对自己的选择产生疑惑，那就是大明真正的凛冬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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