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看了看妇女的丈夫。那个汉子见杨鹏看他，拘谨地说道：“官爷，这鲫鱼沟隔三差五就发大水，是我们这里的一害。燕王爷如今修水坝治水，以后鲫鱼沟不发大水了，我们一乡的百姓都要受益。这活大家都干得有劲！”
杨鹏点了点头，又看向旁边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问道：“你呢，你干这活觉得累不累？”那个年轻人听到杨鹏的询问，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说道：“官爷，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燕王爷派来的官员说了，像我这样最穷苦的佃农，以后可以租种这国公陂灌溉出来的田地，我和媳妇两个人可以佃租四十亩。燕王只收三成地租。”
“有这四十亩好田，我和媳妇就要有好日子过了。别说干几个月不累，就是让我们干上一年，我们也只有高兴。”?这个王爷陂修好后，灌溉出来的新田将被作为杨鹏的私田，佃给当地的贫苦佃农耕作。
虽然杨鹏尚未在山东均平田赋，但燕王的私田，没有一个地方官敢多收乱收杨鹏的田赋。杨鹏已经通知地方官，这些新田，一年的田赋是每亩六升麦子。实际上如果杨鹏均平山东所有田赋，并且不增加田赋的话，亩均的田赋大概就是六升一年。
其实就是杨鹏不交田赋，地方官也拿杨鹏没办法。但杨鹏每日琢磨着均平田赋，自己当然要以身作则缴纳田赋，否则要授人口实。
杨鹏对于佃种自己田地的小民，每人收取三成地租。以每亩亩产一石麦子的平均水平计算，除去田赋杨鹏每亩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二十七万亩新田，算下来就是每年六万五千石麦子净收益，价值十六万两银子。
杨鹏算了算，朝靖一善问道：“开发这些新田，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靖一善被杨鹏许诺了二百两赏银，倒是比刚才更配合一些，答道：“这个王爷陂使用了三万五千二百人劳作三个月，水泥、石材等材料，花了八万七千两银子。”
杨鹏转身问了问幕府税务厅大使，问道：“良友，这是多少银子？”
谢良友每天做税务统计，计算能力倒是十分强悍，拱手说道：“王爷，人工成本加上材料钱，是十五万两。”杨鹏点了点头，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顺带的，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让百姓以工代赈，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
无论怎么看，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杨鹏而言如此，宋朝政治混乱，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
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真搞出来大把良田，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
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像杨鹏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强兵誓死扞卫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在宋朝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
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满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不把国家做大做强，被异族奴役的历史必讲上演。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民族，杨鹏都要把自己这个孤例坚持下去。
杨鹏点了点头，这才扶起地上的瘦削年轻人。谢良友想了想，说道：“王爷，这佃种我们新田的农民，算下来每人每年可以收获十四石的粮食，折银三十五两。这些百姓之前一年收入只有八、九石，生活一下子翻天覆地大变...我们收的地租是不是太低了？我看便是再多收一成地租，也丝毫不为过。”
杨鹏笑道：“三十五两年收入算什么？也只是让一家老小有个温饱，尚不能小康。本公立志要让治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以后本公要让河北和山东的百姓全部富起来，当然不能收取高额田赋。就按三成地租收。”
谢良友拱手说道：“王爷仁德，山东和天津的百姓有福！”杨鹏检查了一会工地，又朝郑晖问道：“今年山东可以开垦多少新田出来？”
郑晖说道：“像王爷陂这样的工程，我们规划了八个，只是规模略小一些。全部做出来后，可得新田一百一十万亩，刨去田赋，每年光地租收入就是六十多万两银子。”
六十多万两银子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大大充实杨鹏的财政。杨鹏拍了拍郑晖的肩膀，说道：“郑晖，山东的工程顺利完成后，我上奏朝廷，升你为海上副将！”郑晖听到这话，激动得满脸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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