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带来混乱，同样也会带来财富，而其之所以会带来两者，恰恰在于其打碎了一切，旧秩序的崩溃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同样也会带来数之不尽的机会，而机会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就意味着财富。
恰如同此时的东三省，当三省总督府努力于三省构建起较之过去截然不同的民政体系时，作为旧时三省的商埠首地的奉天，非但已经从战时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而且相比过去亦变得更加的繁华——一家家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于奉天城内开业，这些公司可不是过去洋人于奉天开设的屈指可数的洋行，而是那些随着大军打来的剪掉辫子的国人开办的公司。
实际上这些公司并非在战争结束后方才进入东北，他们中有一些公司早在战前就进入东北，而在战争期间这些规模不等的公司，更是在战地为军队筹集了价值上千万的物资，尽管这些物资大都没有使用，但却充分的展现了商业的力量——正如同天津、上海的北洋贸易分公司一般，于租界中大量屯积物资，使得清军无法在两地筹集到足够的物资。
在战争结束后，关内外屯积的价值数千万的物资，又被北洋贸易售予俄国人，非但没蚀本反倒因价格上涨又赚了一笔，至于那些参与其中的公司无不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公司立即涌入东北，开始抢在经济统制前获得某一行业的领先或优势地位，从而在统制后获得政府特许。
对于这些从朝鲜来到东北的国商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同统监府打交道。对于其政策自然并不陌生，而此时的东北对于他们来说，恰如一片商业上的处女地，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统制经济在短期内不会推广至东北，这意味着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发展自己。
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句话着实不假，当数百家公司争抢着东北的商业市场时，福安公司这家并不起眼的小公司，却把注意力投向了另一个市场——棉布市场。
尽管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冲突期间，进入东北的部队为了获得补给便实施了战地征用。以在就地筹措诸如食物、马匹等物资，尽管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银元券，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准确的来说绝大部分征用，只是开出了一张征发券。接受征发券的人可在当地民政厅申请偿还，而在整个战争期间，由军队开出的征发券高达数千万元。
对于政府而言在战争结束后，要保持政府信誉就需要兑现那些征发券，而另一方面于其又是沉重的负担，毕竟在战争时期许多物资的征发价格原本就存在太多的问题。
而在战争中立功的北洋贸易公司出面向总督府申请负责处理此事，按北洋贸易的做法，就是不直接还钱。而是用棉布之类的洋货偿付，至于对方，不换洋货只想换白银啊。那就什么都得不到。换，还是合算地。当然为了从仁川运输诸如棉布之类的洋务，免除了一定的运费、港口费。而且北洋贸易借此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影响力，从英美商人手中夺取东北市场时，几名公司的贸易员却注意到一个不为人觉察的细节，也正是这个细节促成了福安公司的成立。
“吉林韩家那边。答应把120万元的洋货，作价八折售给咱们……”
李程远口中的吉林韩家指的是有着“关东金王”之名的被人称之为“韩边外”的韩宪宗。而韩边外所辖的的夹皮沟一一带金矿百姓，更是只知韩家。不知国家不知官府，而“韩边外”在“独立王国”内自立法度、行赏罚、课赋税，先是长期脱离政府管制，其早些年间又被政府招安，而在第三师进入吉林时，其奉吉林将军之命民，招募猎户壮丁数千人，编成步营数营，因韩宪宗年已古稀,韩登举主动请缨,替祖父挂帅出征。
这些猎户凭着对山林地形的熟悉给第三师带来一定的伤亡，但其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几场激战后猎户营主力被歼灭，韩登举也逃回了夹皮沟。在击溃韩家主力之后，得理不饶人的第三师立即派出一个营护送民政官往夹皮沟，凭着大胜之威于当地建立民政厅，瓦解了韩家于夹皮沟一带数十家金矿的统治，随后又“征发”了一大把笔物资——其中韩家等金户“交出”的多达九万两金砂，则战争期间最大的一笔“征发”。
原本在征发的时候，谁都没觉得这笔钱会有还人的时候，毕竟谁都以为这战场上的征发最终是笔无头债。可未曾想的是，为了维持政府信誉，总督府刚一迁往东北便立即发布政令，承认战时征发，并宣布所有战争期间的征发一率由政府兑现，其中自然包括这笔价值不菲实际上完全属于“敲诈”而来的金砂。
不过尽管同意补偿了，可价值百万元的洋货对于韩家而言，并见得是件好事——吃不下，用不了，卖不掉，还有运费高。实际上对于许多被征发的“大户”来说，这正是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纵是其盘下这些洋货，亦很难售出——市场上同时涌现的洋货价值达数千万元，完全超过东北市场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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