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现在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在说话的时候，林若成看着桌旁做着的两个儿子，郑重其事的说道。
“我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还在大连创办了西医院，但是，这并不算什么成就，你们都知道，蒙总督大人恩典，元旦后将授予我“公士”一职……”
林若成的话还没说完。原本正准备享用圣诞大餐的家人们，无不是面露惊讶之色，随后又是一阵前所未的欢喜。他们自然知道对于林家而言，父亲获得“公士”称号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公士”，并非只是简单借鉴秦汉的爵制，至多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其“称谓”，在东北，“公士”并非仅仅只是简单的授予作出杰出贡献的“荣誉称号”，他权责于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香港的太平绅士制度。通过授予“公士”建立一个体制外的监督、视察制度。它提供一个独立渠道，方便有需要人士提出投诉。并让有关方面按规定就投诉进行调查、跟进工作。此外，相关的决策局或部门也可藉“公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改善有关设施和服务管理的问题。
“公士”最早并非出自于东北，系由朝鲜统监根据统监朝鲜的权则。委任对“朝鲜社会”有“重大贡献之人士”，当时委任的大都是作出杰出贡献的外籍雇员，只是近乎于“贵族”的“荣誉称号”，以促使外籍雇员能够认真工作。
那时的“公士”并没有任何权力，只是一个给予“外籍雇员”称号，那些“外籍雇员”在合同期满后，会拿着这一“等同于爵士的贵族称号”和勋章向他们朋友、家人炫耀个人的成就，从而使得他们甘愿为统监府驱使，在金钱之外人总是渴求种种荣誉。当然。如果两者皆能获得，那无疑就更完美了。
后来慢慢的“公士”又作为笼络朝鲜上层群体的工具，委任部分朝鲜人为“公士”。当然其必须是亲华人士，以协助统监府维持社会治安，这也是统监府插手朝鲜政务的一个手段。统监府遇有重大案件发生时，可指定一位或两位以上“公士”，作为调查专员，以示主持公道。而这也是“公正之士”的由来。而出于平衡的需要，同样委任了华籍“公士”。
也就是从那时起。“公士”分成所谓的“官守”与“非官守”，前者授于华朝人士，后者授予“外籍人士”，其更倾向于荣誉称号，更没有监督调查之权。
在东北总督府设立后，因朝鲜统监权仍由东北三省总督属理，所以其仍继续委任朝鲜“公士”，但这时却又面对一个问题，有不少“公士”随府迁至东三省，他们在东三省是否有履行“公士”职责的职责？在是否于东北委任“公士”，也存着争论，最终与会人士认为，“公士制度”可以保证一些热心于社会服务及有贡献之人士，继续协助政府执行施政，理应继续推行。不过因为种种顾虑和其它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地方贤达并非是亲府人士”的原因，所以并未于第一时间推行，但对外界来说，这自然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外界看来，总督府暂不授予“公士”，是因为大家都尚未做出直接“有利于东北”的贡献。这才是未予推行的原因所在。
今年经过一年半的考察之后，总督府方才决定于东三省内委任76名“公士”，而作为东北最大的私立医院创办人、院长的林若成则是第一批“公士”之中，只待元旦后与总督府接受任书，宣誓之后，即可就任“公士”。
而林若成并不知道的一点是，76名“公士”之中，东北本地人甚至不到三分之一，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最初东北人对总督府的抵触，而像林若成这样从关内来的新移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总督府在东北的建立而成就的，这使得他们甘愿协助总督府在东北的统治。
收买人心，并不一定非要通过金钱，荣誉，有时候甚至能够发挥出超乎人们想象的作用，就像“公士”一般，在获知这一消息后，林若成更是于第一时间，真正意义成为了总督府的支持者，为了表示对总督的忠诚，更是于办公室和家中挂起了总督的挂像。人总是这般的现实，只有在得到最实际的利益之后，方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实在是有愧于总督大人之厚待，“公士”之职，非有有“重大贡献之人士”不能充任，我虽创办医院，勉强尚可算服务社会。然今后理应更加努力，所以，我决定把医院交给你们俩管理……”
在获知这个消息后。林若成想了很多，他想到了自己的医院，尽管大连西医院作为除陆军医院和医学院附院之外，第一家西医院，甚至在开业上，比前两者更早，但他依然感觉自己作的贡献。相比于这一荣誉，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他理应作出更多的贡献。
“爸爸、父亲……”
在儿子们的诧异中，林若成摆摆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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