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后，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摇头道：“等等，不太对……如果田顷法铺开得太慢，那么一顷田的价值就会拔得太高，这些先发的田主可就未必会老老实实把田分成四块轮作，说不定会分别租出去。这样一来，生产力没有提升，我们还少收了税，可就和我们当初颁布这个法案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嚯，还有，长远来看，随着人口增长，父传子子传孙，一顷农场会逐渐碎片化，以后该怎么办呢？”
张国庆看了看他，把《田顷法》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的某一条说：“说得好。这就涉及到田顷法的另一个核心：禁止析产。”
张正义朝上面瞅了一眼：“禁止析产？”
“对。禁止析产，也就是说，顷即是耕地产权的最小单位，不管是继承、出售、出租还是赠与，都必须将整顷田一起转移，不得分拆。如果想传给子女，只能传给一人，不得每人一块；如果想出售或出租，也只能整体进行，不得拆成几块，分别卖或租给其他人。”
“这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率？”
张国庆肯定地说道：“对的，一顷田拆成四块，分别由四户耕种，不光我们收的税少了，社会总效益也下降了。看上去粮食总产量多了，但是每人的产出则少了。原先一户除去自我消耗，能向外供应十石以上的粮食和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换成四户耕种，则只能提供粮食，农副产品没有了，而且因为没有轮作制度，粮食产量实际上是会低一些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次析产，那么每户不但难以向外提供粮食，自己的生活质量还会降低。这就是内卷化，也是晚清中国农民陷入赤贫的主要原因。”
农业生产率是所有产业的根基，只有农业生产率高了，才能解放出足够的人口参与工商业，同时相对富裕的农民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内需市场。但是，在化肥出现前，想提升农业生产率基本只有扩大人均耕地面积一条路，而这条路对大多数文明来说都是死路。
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增多，不但不会带来总体实力的增强，反而会吸干社会的活力。
有人常说汉唐时期，人口不多，国力却很强。但实际上，正是由于人口不多，国力才能强。唐朝一个府兵可得一百亩田，不但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还能有肉吃，自然身强体壮，还有足够的空闲操练武艺，战斗力当然要比后来饭都吃不饱的军户强多了。到了唐中后期，授田被大量占用，府兵制崩溃，朝廷的战斗力自然也一落千丈，才导致了安史之乱、藩镇四起。
历史上，只有幸运的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获取了用不尽的耕地，能够把它作为泄压阀容纳过剩的人口，从而走上了工商农业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
讽刺的是，元灭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土地历史的再演。人口一两千万的元朝灭掉了六千万的宋朝（估计值），看上去是以小吞大，但正是由于北方人少地多，才使得元朝和汉侯们能够用好几顷地去养一个兵，得到了一大批精锐兵员和充足的粮草储备，整体实力压倒了内耗严重的南宋。而现在，也正是由于蒙古人带来的大劫难，使得北方人口锐减，耕地大面积抛荒，才让新来的东海人有了农业改革的余地。
（注：元初有两次相对靠谱的人口统计。一是1273年灭宋前夕，北方人口196万2795户，以一户五口估计，约一千万人。二是1291年灭宋后全面统计，南北共5984万8964人，还有一些额外的游食者、僧尼等，总额过六千万。考虑到统计必然有遗漏，真实数字应该会高一些，尤其是北方有大量人口被军阀和贵族控制不入统计。后世一般估计南宋有六到八千万人，北方接近两千万。
又注：史料记载，蒙元给军户分配耕地的标准是“正军五顷，余丁二顷”“给贫乏汉军地，及五丁者一顷，四丁者二顷，三丁者三顷”“诸站户限田四顷免税”等等。）
张正义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你的想法很好，但这毕竟违反了田主的意愿，你怎么确保执行呢？我们能有足够的执行力去监督吗？”
陈潜也插嘴道：“据我所知，类似的法律在以前也不是没有。实际上，类似的思想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中国和欧洲的贵族，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不就是同样的想法吗？唐宋也有类似的禁止析产的法律的，但最后还是流为形式了，我们真能执行得下去？”
张国庆吸了一口气，道：“我知道这阻力很大，这事确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封建政权这种法律流于形式，是因为他们只会堵，不会疏，最后自然堵也堵不住了。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禁止析产，说起来容易，但这之后，多余的子女该干什么去呢？没有外出就业的渠道，父母只好把家产分给他们一点，以免自己的孩子无事可做最后饿死。这样一没有动力，二违反人性，三政府又没有执行力的政策，最后自然就执行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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