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道大军还在朔州商议撤军事宜的时候，苏味道等一行使臣已经进入到了河东道区域开始宣抚活动。
所谓使职，有事则置，无事则免。大唐立国以来，政治上的结构便是重内轻外，上下的沟通除了固定的行政管辖之外，主要便通过名目众多的使职来完成。
自秦朝设立郡县制度以来，古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演变，基本上就是遵循从临时的差遣到常设的职务。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节度使、按察使、巡抚使等等。
天下统一年久，统治结构趋于稳定，上下之间的交流也越发频繁。朝廷对地方较为常设的便是诸道监察使，而地方对中央则有朝集使。
不过随着中央强盛或者中枢政局动荡频生、迫切需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时，单纯的监察使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名目繁多的各类使职便应运而生，诸如黜陟使、存抚使、巡抚使、按察使、廉察使等等。
这些使职，名目不尽相同，职权也都各有高低，遣使的目的也都不尽相同。诸如黜陟使，乃是初唐时权柄颇重的一个使职，黜为罢免、陟为升迁。
这是直接针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赏罚，通常设立在初唐贞观以前，因为这时候内重外轻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地方仍然具有颇高的权力。通过黜陟使直接入州进行赏罚处理，以补充朝廷铨选的不足。
在节度使之前，除了各类专事专遣的军事相关使职之外，使衔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就是“抚”与“察”。这两个字是最频繁出现在各类使职名目当中的，其中抚侧重于政务层面，而察则就侧重于司法刑律。
诸如天授年间，武则天为了确保天下人能够不抵触武周代唐，分置十路存抚使。而在神都政变之前不久，因岭南流人谋反而派遣诸路按察使。
各类使职最开始还可以凭着本职的高低和职权的范围来进行判断，但是随着遣使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军事权的下放，需要让地方能够直接感受到各类使职的职权高低，有无受节便成了一个显着的标准，这就是节度使的由来。
在节度使正式出现以前，所谓的节权都是不言而喻，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所有的使职基本上都是受节遣之，代表了朝廷对某些事物的态度与看法。
府兵制的崩溃，使得中央不再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吐蕃的日渐壮大、突厥的死灰复燃再加上契丹的营州之乱，又促使朝廷不得不加强军备建设。
于是一批拥有军事色彩的使职便应运而生，比如团练使、防御使、镇守使、招讨使等等。
这些使职各自拥有高低不等的军事权，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常驻地方，于是此前不需要特意强调的节权便需要加以强调，节度使便成了这一类使职的领衔职务。至于节度使的畸形壮大，那就是开元以后的另一个话题了。
今次朝廷派遣十道使者，正式的使职是宣抚采访使，掌宣命抚恤、采风访遗。职权范围比较宽泛，除了要将朝廷政令宣及州县、大赦天下之外，还有审察武周时期的刑狱冤案、肃清地方上的武氏残余，以及举荐在武周朝遭到打压迫害的才遗。
河东道有州府一十八数，地域阔大，再加上诸宣抚使职权颇重，当然不可能凭一人奔走便宣抚得宜。所以诸道宣抚使也都各自搭配数量不等的佐员，以配合行事。
河东道地处两京之间，兼有山河表里的险峻地势，又是武氏故里，并不止一次承担讨伐突厥的大基地，最近一次的代北道行军，河东道便是主要的募兵地。
所以相对而言，河东道形势较之其余诸道要更加复杂，能否宣抚得宜直接关系到都畿安危，因此朝廷对于这一道宣抚也是极为重视。
除了担任正使的苏味道之外，其下诸佐员也搭配了足足有二十多人，甚至朝廷还专遣精兵千人护送入境。除河东道之外，还有关内道也拥有这样的待遇，毕竟西京长安才是真正的大唐根本之地。
苏味道一行并没有遵循旧法，诸州抚定后循次北上，而是在渡河伊始便直入河东道腹心所在的汾州。
一则河东道虽然地域广大，但却是狭长分布，如果逐州过境，并不利于先发制人。二则河东道局势虽然复杂，但最主要的隐患还是来自于代北道行军以及并州长史武攸宜，只要搞定这二者，其他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十一月中旬，当雍王还在黄河岸边布防待战的时候，苏味道一行已经抵达了河东道腹地所在的汾州，再往前去便是并州，也将迎来此行真正的考验。
但接下来该要怎么做，使者队伍里却产生了分歧。
有人建议暂且停在汾州，向周边各州宣达朝廷敕命，并让各州县分遣府员来汾州迎接使者一行。
虽然他们一行也是日夜兼程，不敢怠慢，但哪怕车马再快，较之消息的传播总要落后许多。而且他们也并非政变之后即刻出城，朝廷商议对策以及选派使者又花了几天时间，所以并州的武攸宜必然已经知道了神都发生政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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