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的言官，几乎是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环境中存在的。
又或者是被一个特别擅长制造“泪点”“痛点”“看点”的编剧编排过一般，动辄就充斥着血腥、杀戮等悲壮情愫。
类似唐太宗与魏征的和谐只能树立典范，但产生不了戏剧化效果。
明朝言官所面临的情形经常是一个不爱听、不愿听，一个偏爱讲且必须讲；一个固执不化，一个偏偏更为顽固难缠。
猛兽相逢，势必生死搏斗。
中国历史上冒死进言、持续觐见、集体跪谏、抬棺死谏等有关言官的且偏重与悲情色彩的案例。
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不足300年的明朝历史上找到。
言官们的重点工作对象是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
明朝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首辅（胡惟庸之后宰相制被废，代之以内阁首辅）都是在言官的声讨声中黯然退场的。
例如严嵩父子专权，言官们20年如一日，冒着被排挤、打压、罢免、暗杀的危险。
前赴后继，持续进谏，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万历首辅张居正执政期间，言官以“夺情起复”等为事由，集体跪谏，哪怕被廷杖打伤、打残也毫无惧色。
明朝的那些名臣、权臣例如高拱、徐阶等，几乎没有人不被言官“骂”过。
动辄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宦官势力，也因为言官的存在而被打压、约束。
当然，这期间言官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言官当然也没有忽视对皇帝的监督。
但凡皇帝有不理朝政、沉迷酒色、懒政怠政、奢靡无度、大兴土木等有失君德、有损国力、有害国政的言行，各路言官势必纠弹不已……
从言官没有辜负朱元璋当初的期待，言官中的很多人因为进谏而获得的“诤臣”“忠臣”的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但任何事物都不能演化为极致，物极则必反。
言官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力。
被过度保护而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下山猛兽。
朱元璋当初的制度设计，起初的确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因为言官制度设计中的反向制约的缺失，使得制度缺陷最后逐渐演化成明朝重大的政治灾难。
甚至成为明朝逐渐衰弱乃至最终败亡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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