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王渊知不知晓，又或者承不承认，他围绕改革所做的事情，跟历史上的张居正越来越相似。
张居正改革之前，也得统一思想，即：恢复祖制！
名正则言顺嘛，思想都不统一，改革连口号都没有，这如何增加凝聚力？如何让地方官知道中央精神？
只不过，张居正的改革条件更成熟，因为当时大明已经烂到极点，再不改革就要走到王朝末路！所以从隆庆朝开始，徐阶、高拱等历任首辅，不管人品如何，不管是忠是奸，全都在高举改革大旗，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正确。
王渊面临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朱厚照一通胡闹，却有海外金银输入、海关税收支撑、盐税改革成效、边疆形势稳定、杨廷和裁冗节流。
这一通事情搞下来，许多官员发现不改也行，维持现状就能开创一代盛世。
还有到了张居正时代，复古派的两拨运动高潮，以及心学的广泛传播，早已让思想文化摆脱束缚。甚至心学已发展为玄学，不但摆脱束缚，而且放飞自我，导致实学渐渐兴起。而王渊这时的复古派，只玩了一拨还失败了，心学也只是刚刚崛起，士大夫都还被套在理学枷锁当中。
因此，王渊遭到的改革阻力，来自文化、思想、现实诸多领域，必然比张居正那时更难处理！
首先要解放思想，强行推动复古派和新理学的发展。
历史上，张居正在统一思想之后，改革第一步便是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督查六部，以六部督导地方，都察院全程辅助，这样才能保证政令通畅。
王渊虽然是个历史小白，只知道张居正搞过“一条鞭法”。但他真正想推行改革时，同样面临吏治问题，不自觉的采取跟张居正一模一样的手段。
这不是什么惊人巧合，而是困在大明体制之内，除非你另起炉灶，否则就只能这样来做。
文会结束之后，王渊就回到家里写奏章——《请更官吏考成之法疏》，内容与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同小异。
唯一的区别，是王渊没有像张居正那样，让内阁彻底控制六科。六科依旧保持相对独立，可以依靠通政司，经由司礼监，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于是，六科就有意思了，归内阁和司礼监双重领导。
这等于给皇帝留下足够权力空间，但又不会影响内阁政令，更没想过要直接架空皇帝。
“老爷，吃些宵夜吧。”夏婵盈盈走入。
王渊笑道：“怎是你来？阿眉还没消气？”
夏婵笑着回答：“夫人说要做老虔婆呢，刚才故意跟妾身板着脸。”
“宵夜放下吧。”王渊忍俊不禁。
夏婵轻轻搁置托盘，绕到王渊身后给他捶背按肩，这按摩技术是越来越好，瞬间就让王渊消解大半乏意。
王渊伏案继续写奏章。
张居正那会儿，虽然思想已经解放，可解放得有些过头，乱七八糟啥学说都冒出来。加之又有心学大佬，反对部分改革内容，张居正一怒之下就把心学禁了，导致所有心学传人都站在改革对立面。张居正一死，心学门徒立即反扑，加速了人亡政息的过程。
至于说张居正一天换一件新衣，收受黄金对联，对联内容还是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些都是反对派胡编乱造的。从他生前的私信当中，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不收贿赂，还说收礼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说张居正坐32抬大轿回乡葬父，那简直就更是扯淡。
葬父期间，张居正一天收到三封诏书，地方官要给他建“三诏亭”纪念。张居正连忙予以拒绝，而且忧惧惶恐，说如今已成“骑虎之势”，知道自己肯定没好下场，改革收到成效之后立即请辞。如此警觉明白之人，会傻到坐32抬大轿回家？
无非是那些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无法从公事上扳倒张居正，只能从私德下手编各种小段子。万历皇帝本就因为无法亲政，心里对张居正愈发不满，听多了这些段子会怎么想？
但是，张居正绝不清白，因为清白之人不能主导改革。
万历时期的太监冯保，跟正德时期的张永没啥两样。张居正为了获得司礼监支持，不但不阻止冯保贪赃枉法，还在冯保营建生圹（预建坟墓）时，亲自执笔给冯保写墓志铭，把冯保夸赞成清廉守法的有为太监。
不要相信太监的人品，也不要相信皇室的人品。
李太后那么贤明，还是因崇佛修一堆寺庙，几乎一年修一座庙，建造费用都在十万两以上（有时一座庙几十万两银子），而且还要占用大量役夫和土地。修到最后简直没完没了，逼得张居正只能出面阻拦，太后跟首辅的关系就这么有了裂痕。
幸好，顾太后不信佛，王渊不怕有人修庙。
写完奏章，王渊来到黄峨房里，却见妻子正在一边看书一边嗑瓜子。
向日葵，是前两年传入中国的，皇室种在花园当观赏物，也只有王渊家里用来炒瓜子。估计再过一年半载，瓜子就能风靡京城，毕竟王二郎家的新鲜物，一直都被京中权贵刻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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