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陆路在古代就是打战，特别是灾难之年，漫山遍野都是半民半匪的存在，大多数平时不人的百姓，也会在大灾之年变为抢粮食的群体。加之官府低效不作为，就让大面积的输送粮食成为一种奢望。
就算不考虑治安方面的因素，限于古代的劳动生产力，运输能力，也很难真正形成规模性运输。
其实物资运输到一个地方的最大成本不是货物本身，而是途中的一切损耗，譬如江州到京城需要走数十日，一吨粮食的运输队伍，在大宋缺少马匹的情况下，需要投入六台牛车，至少十几个人力。原始的运输车辆负重长途运行，磨损修理也是非常麻烦的。
加之随行的保镖卫队费用，民夫牲口路上消耗的粮食和银钱，各处关卡公差的盘剥，层层吸血，一趟走下来，价值十七贯钱的一吨粮食，运送成本恐怕就要高达三四十贯。
所以这是最烂也是最好的时代，诸如卢俊义那种有能力走货的教父就算不非法，也能赚大钱。不会被抢，就是他卢俊义的生产力、竞争力。
就是基于这些因素，江南大水之后，还没有真正出现粮食危机时，那些粮商挂出了三贯钱一石米的价格，是平时的三倍。
这是投石问路，也是外地粮商的成本价。
那么在理论上就算三倍粮价，也真不会饿死多少人的。为什么高方平当时说三倍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因为现在的三倍粮价，仅仅是江南本地商会联盟排外、挡住外部粮商进入江南的一个手段。商人是逐利的，譬如东京的粮商一看，江南只是三倍的粮价，他们运进来也没有利润，所以就不会提前布局。
而一但外部奸商不准备竞争，这就形成一个趋势，就会导致江南的粮食越来越少，最终于某个时刻开始爆出十倍乃至二十倍。
真出现二十倍粮价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奸商跑路，其余人套牢的时刻。早前没有准备的外部粮商不是傻子，不敢那个时候进场。那个时候进场除了被饿疯的暴民杀死外，根本就不是来赚钱的，那叫接盘侠。
这个过程在古代是一个循环，并且是死循环，近乎无解。大明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死于这个“循环”之中。
后世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个理。修路代表通商，通商，就代表可以打破本地奸商的垄断环境。
而江南东路的垄断环境，高方平已在着手对付。依托现在已经堪用的第二十三代轴承铸造的运输车辆，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省运力，降低运输成本。加之高方平运粮可以不被各处官差盘剥，不被土匪抢劫。所以此番经过初步测算，高方平的团队有可能把运到江州的粮食，控制在平时一点八至一点九倍的价格间。
并且这只是保本的价格，如果高方平更极端一些，为了赚取名望略亏损一些，维持在平时一点七倍的价格，并且不是大米而是全营养饲料。由此一来，基本上，就形成了高方平于会上宣布的策略：粮食价格允许比平时略高，但不许丧心病狂。
也就这么一次了，往后随着大江南工业基地的铺开，轴承越来越成熟，吏治环境越来越好，工业技术提高，船运吨位提高。这一切都在全面疏通大宋的血管，垄断暴利事件会越来越少，两点五倍粮价兴许在蒸汽机革命前还是会有的，但是十倍粮价一定会成为历史。
那么上述情况是在大宋。
如果要问这个时期其他大陆的人类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洗洗睡了，基本就不算人，一但有事就等着一片一片的死。因为在那些野人的世界里，这个年景没有一个如同大宋会讲“政治正确”的政府。
是的大宋很烂很腐败，很低效。但是至少政府还把不饿死人当做政治正确，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这也就是大宋三百寿命，至亡国时候仍旧没有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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