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后，并没有证据表明，蒙古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只是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消磨蒙古人，而不是仅凭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胁。
但公允的说，佛教的繁盛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清王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
要知道，当时清朝整体人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唯独蒙、藏这两个佛教繁盛的地区人口增长停滞。
藏地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口增长历来都比中原缓慢，但蒙古地区则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大量的僧伽阶层确实对蒙古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人口的减少，还在于寺院供养也是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这种分配，越来越呈现向少数人的聚集。
有资料记载，每个蒙古僧伽平均每年要有二三十两白银的供养成本，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如果按此数据计算，蒙古地区每年都要为此支付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应该公允的说，满清政府是通过尊崇佛教的手段，成功的将蒙古人民进行了人群划分，将整个蒙古划分为僧人和俗人两个部分，并通过鼓励供养的方式，诱导了大量蒙古人投身于信仰。
曾有人传说，清朝逼迫蒙古家庭三个儿子中，必须有一个出家的传闻，这肯定不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部蒙古史书有过类似记载。
毕竟不需要奋斗就能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又有多少人会拿起刀来拼命呢？
另外，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大活佛的册封也有着政治考量，本来整个蒙古地区都以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为尊，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将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世系扶持起来，命其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这实际上，摊薄了外蒙活佛世系的权利。
除了宗教手段以外，清王朝还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他们在蒙古地区推行的“盟旗制度”了。
作为清王朝治理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蒙古盟旗制度从明天启四年，后金天命九年开始实施，至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全部入旗为止，历时147年，方告全部完成。
盟旗制度有效的解决了，之前各部蒙古部落首领权利过大的问题，将各蒙古王公都按旗划分了固定的牧区，割断了各部之间的传统联系。
更重要的是，从前从属于一位首领的大部落，被划分为好几个旗，每个旗都有各自的札萨克（执政官），直接向清王朝负责。
在编旗的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原来的领主能否成为扎萨克，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原来的成分，还要考虑其政治表现，如对清土朝的效忠程度、贡献大小；
2、编制户口时要重新考虑，使之大体均衡，以防有一些封建主实力太大；
3、编制牛录，基本是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使之更像军队，这样更加容易指挥；
4、登记户口，保证兵源；
5、牧地一经划定，不得私自更改或越界有亩，违者要受到处罚。
盟旗制度实施后，迅速有效的瓦解了蒙古大部落的固有势力，将历代都异常头痛的北方边患化解于无形。
以至于，连长城都失去了意义，康熙帝曾颇为自诩的说:“普秦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恩施于喀尔喀，是指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简单点说，清政府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另一套人群细分政策；将整个蒙古族部落打碎，分化在一个个稀碎的牧场藩篱之内，让这些奔驰的烈马，失去了纵情驰骋的辽阔草原。
另外，这个政策还有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内核，制定这一政策的政治家，对于草原部族的性格特点掌握之透彻，实在令人发指。
要知道，草原部族之间自古以来就不太团结，各部落之间的掠夺和仇杀司空见惯，大部落正是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壮大自己，最终便会出现，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蒙古帝国这种庞然大物。
但你不能说，这是草原部族中人的性格上有什么缺陷，而是草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
随时随地的游牧生活，让草原民族难以固化，各部落之间相距甚远，谈不到有什么亲情和睦。
而且，游牧的生活，抵御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发生灾害，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去掠夺别的部落和国家。
既然这样，那就一种划分牧场的方式来固化民众，让牢牢依附某一特定区域，这样彪悍的草原部族便和农耕文明的汉人没什么区别了，失去了驰骋的草原，在烈性的骏马也得低头。
而除此之外，通婚、分化拉拢蒙古王公等等，就只是普通的政治手段，不过也正是在这些手段叠加作用下，清王朝成功的化解了北方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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