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司长看着何锐不吭声，心中更加紧张起来，他小声的问道：“主席，我可以继续汇报么？”
吕司长是听说过以前不少人到何锐这里汇报，在何锐的询问下整个人被问的满头大汗的事情。他很是担心，是不是自己的准备不足，让何锐失望了。
何锐则收起了回忆，说道：“继续。”
吕司长的报告完全基于现在的事情。从现在的局面来看，农业发展十分令人欣喜。随着化肥与农药的普及，农业的两季种植以及密植全面得到了普及，每年粮食产量增长都超过10%。而且连续两年粮食产量增长都到了15%。
农业部上层是看过1950年中国人口到达10亿的评估报告，虽然没有引用这份令人恐惧的报告内容，但是中国人口即便每年增加3000万新生婴儿，相对1932年已经6.5亿的人口来说，人口年增长也不到5%，只有4.615%。
与人口增长相比，两室产量增长的非常快，不仅能够养活这么多人，更能够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就在何锐以为这份报告里面只讲述光明未来，而不讨论存在问题的时候。吕司长终于开始讲述矛盾与问题。
最大的矛盾就如何锐所听过的，主要是用水问题。密植的确大大的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农业耗水。淮河以南地区年降水在800毫米左右，用水压力1直不大，但是在北方地区，每年降水400多。这两年气温比较高，旱灾虽然频发，但是比较极端的降水也经常出现。农业部因此提出了建议，就是修建更多的水利设施。以保障农业供水。
除了农业供水，工业用水量，以及快速发展的城市供水也在争夺用水。工业与城市不仅在和农业抢水，也出现了污染问题。这都是农业部头痛的问题。
如果是普通人听到这些，大概就会觉得天要塌了，至少中国也是危机4伏，好像遍地干柴，1个火星就能让柴堆燃烧起来。
但何锐完全不怕，甚至不怎么担心。这些报告的内容，何锐在众多历史记录中都见过。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并不是唉声叹气，更不是瑟瑟发抖。在生产领域，发展生产力，在社会领域，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调整。在更宏观的领域来看，则是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之所以新中国的政府能显现出非凡的生命力，最大原因就是敢破敢立。让新中国政府拥有其他国家政府不具备的这种勇气的，是中华文明的积累。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中，中华文明积累出的历史经验，让中国政府并不缺乏勇气，但是缺乏支撑这种勇气的能力。所谓的保守，并非是国家没有勇气，而是不想因为执行脱离实力的政策而人为的制造出社会的动荡。
既然工业化已经开始了，不断改变就变得可以执行。
吕司长汇报完了，看着何锐还是若有所思的模样，心中更是惴惴。但是吕司长也不敢打断，他听同志们说过，何主席就喜欢思考。经常会陷入很长时间的思考。这种作风对于中层来说都未必是好事，为了提高效率，执行必须快捷。哪怕是错了，也得先干了再说。
但是对于领导层来说，善于思考就是绝佳的能力。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何锐因为思考而耽误了工作的事情。绝大多数经验中，何锐的都是当时看似最激进的政策制定与推动者，还从来没听说过何锐是1个保守主义者。
就在此时，何锐问道：“我只是问1下，对于喷灌，滴灌技术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
问了这么1个问题，何锐都觉得自己或许是太激进了。运行国家所需要的基础认知就在于“任何政策都需要成本”，大水漫灌看似简单粗暴，但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有人故意要浪费，而是因为1个非常朴素的原因，成本低！
喷灌，滴灌，都是高技术内容。但是只要这么做了，就要面对高成本。进入所有田地的管道需要钱，管道安装、拆卸、维护，都需要成本。这些成本要么由国家承担，要么由人民承担。如果考虑到国家的钱来自税收，最终还是得有人民承担。
但是何锐不得不这么问，河北省经过40余年的开采，地下水累计超采1500亿立方米，已形成7大漏斗区，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的结果是怎样？第1个是地面沉降问题，你将地下本来的水全部抽走，那么本来有水的部分变成空洞、承载力降低，可能诱发地面塌陷。
华北平原是全国地面沉降最严重的地区，2018年被列为严重区的面积为5800平方公里，占全国严重区的99.8%。其中，北京地区地面沉降的累计最大值约为1.2米；天津地区地面沉降累计最大沉降量为3.25米；河北沧州市地面沉降累计最大沉降量为2.50米；山东德州市地面沉降累计最大沉降量为1.08米。地下1米多，乃至3米多，这是1个怎样的概念呢？这是1个大空洞，足以使1辆车直接掉下，如此离谱的地下空洞在北京市、天津市城区都有。
作为21世纪的新人，何锐对此有很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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