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侯方域看来，吴伟业真是不够聪明。羊肉都吃了，偏偏顶着一身骚，说些不合时宜的怪话。就算你心底里真的过意不去，日后略略放宽一线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行出于众呢？
“手段姑且不论，”侯方域道，“你说他们行商韩之事，这本身就很不妥。若是让言官们知道了，参你一本，你说得清么？”
“我说得句句是实，参我什么？”
“各府县官员用的都是殿下颁行的工作纲领，所作所为在文本上看绝无擅自妄行之处。你说他们是商韩之徒，置殿下于何地？”侯方域虽然没释褐，但一直跟在侯恂身边，官场见识却是要比当惯了清贵的吴伟业老成许多。
吴伟业转念一想，倒的确如此，若是有人攀诬，还真是能套个诋毁国本的罪过。
就算全天下都知道皇太子不信奉儒教，也不能明说。一旦皇帝家都不信儒了，这对儒教的打击得有多大？大明还是儒教的天下，即便卫道士们能接受非君之论，但绝不能容忍有人破坏儒教的声望地位。
终于，吴伟业垂下头，道：“多谢朝宗开导，我却是有些过了。”
“殿下受业于诸位大儒，绝不会听商韩之辈邪说。”侯方域索性更加点透道：“以我之见，殿下只是略偏于荀卿之说罢了。”
世人说到法家，一向是商韩并举，其实两者并不相同。
商鞅是秉承李悝一脉，讲究定名止分，用法律约束世人的生产活动。如同天道设定四季，万物各行其道，不越规矩。这其实是从道家中脱胎出来的思想。
韩非被后人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却是大儒荀况的弟子。他的思想看似与商鞅相类，却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强调的是由“礼”而“法”，名实相副。
虽然韩非也写下了《解老》、《喻老》两篇，认为国君应当无为，而法条则必须无所不为，被后人称为“道法家”。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李悝、商鞅的立法手段，核心仍旧是为了达成儒家圣王“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
儒源于道，采以法；法源于道，成于儒。三家互补互存三千年来，已经脉络纠缠，只有皓首穷经，专研元典的大学者才能将之理清分明。这已经是哲学家的层面了。
世人不可能各个都是哲学家，甚至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安稳。所以事实如何完全没有深究的必要，只有站稳立场才是王道。
侯方域见吴伟业总算有了悔意，暗松了一口气，一桩心事算是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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