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皇权遭到侵犯终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崇祯因此连着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然而他这一点点小别扭也没有妨碍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给这位皇父贴上了“不成熟”的标签，每天照例去领一碗闭门羹，尽尽人子的义务罢了。
《特赦令》掀起的官场争论倒是不大。现在的官员已经习惯了在报纸上吵架，非但各种地方小报，就连《皇明通报》也有专门的版面给他们争论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时看到正反两面的论战，也让崇祯在判断上更为谨慎。
朱慈烺并没有将报纸视作“民主”大杀器，对他来说，能够控制舆论、增加工作效率，这才是报业存在的意义。最多就是让民众有个发泄渠道，反正不喜欢的可以不看。
到了北面，这《特赦令》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暴。几乎所有节行不全的官员，都收罗了一份南面来的报纸，将特赦令供在自己家里。
有些书肆为了挣钱，单独刊印《特赦令》，卖给那些官员，黑话叫做“保心丸”。
之所以要用黑话，因为多尔衮很快就针对《特赦令》发布了第二条愚蠢透顶的令旨：敢私藏、传播报纸者，斩！轻信者为奴！
有哪个被抓住的人会承认自己轻信报纸？
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赃并获以私藏、传播之罪被斩首了。
于是汉官再次出现了弃官潜逃的风潮，最高的一日竟然达到了十余人。
其中犹有吏部侍郎陈名夏，带着两个家人弃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莱州上岸，奔赴济南行在。
朱慈烺在济南安排了一次宴会，虽然皇太子本人没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阁老，许多与陈名夏有关系无交情的官员也奉命捧场，每人都做了许多诗词，集结成册，免费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对陈名夏格外关照，不单单是因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时也是因为陈名夏实乃大明失节官员的典型。
甚至可以说，整个大明都不会有人比陈名夏更加没有操守的了。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祯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这个起点是高标准的清流路线，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错，大明国运不败，四十余岁入阁辅政是没有问题的。
国变之时，陈名夏失节降闯，其实也不过和在京的两千余名官员一样。
李自成逃离北京之后，陈名夏没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听说江南在大兴“顺案”，要严惩失节降闯的官员，便又逃回了北京。
在满清，陈名夏官复原职，旋即又擢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所以说，他比那些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失节官员更多了一次降而复叛的经历。
得到了这样一匹马骨，朱慈烺自然是要好好消费一番的。
在这个没有照片、录像、博客的时代，要想让千里之外的人相信一些东西并不容易。
谁都不确定陈名夏是否真的得到了善待，而且朱慈烺也不可能真的给陈名夏一个高官厚禄的待遇，否则就违背了人力资源管理原则中：内外公平。而且物议汹汹，万一有人口无遮拦捅破了“千金买骨”的窗户纸，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诗集就是一个不错的道具。
明朝是诗词大兴时代，虽然精品极少，但数量上却远胜唐宋。官员送往迎来，做几首诗词属于基本套路。如果聚会来的士人多，诗词数量自然就多。
主人家将这些诗词编为诗集，刊行于世，与其说是在炫耀众人的诗词文采，不如说是炫耀聚会规格。所以拿着厚厚一本主题明确、作者众多的诗集，足以证明陈名夏受到了极高礼遇。而这些与会作诗的官员，也都为朝廷做了背书——官场上是没人会去为一个注定要倒霉的家伙捧场的。
这本名为《归南集》的诗集以最快速度传到北京，再次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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