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不可能拒绝这样合理的要求，想必也能看出这是要松动他基石的做法。只要有第一批人走了，其他辽兵都会心怀故土，军心松动。然而所谓阳谋，正是明知如此，也不能抵抗，否则将之团团围住的林涛、李过等部会很高兴地收下这份军功。
崇祯十九年正月，相比之前的硝烟弥漫、厮杀动天，如今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已经算是格外平静了。
清军忙着最后的癫狂，抓走青壮的男女，带走能见到的一切值钱物事，从铁锅到马车，鸡犬不留。
因为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以至于许多平民百姓刚被掳走就成了苦力，把被查抄的文官家产一车车运往辽东。
诚如张翰民陈一元亲眼所见，往往数百人的队伍里，真正的鞑子兵只有十几人，甚至只有几人，即便算上他们忠心耿耿的铁杆包衣，也不会高于十比一的比例。
如果有人发难，就算是十个打一个，也能将这些鞑子制服。可惜人人都非常聪明，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宁死也不肯先出头，于是只能被人像牲口一样用鞭子赶往辽东。
明军在有了新的部署之后，也趁此机会进行大规模的调动。
首先是近卫一师第三营调驻天津，接替第二师防御。整个天保线防御任务就落在了第一师和骑兵营头上。第二师退回沧州，展开秘密登陆训练和航海适应训练，同时进行部队休整，调配军官。
其次是组建步兵第四师，由原陕西总兵官林涛出任师长，赵良栋任副师长，承担陕西全境军事防卫任务。第四师虽然没有冠以“近卫”称号，但在配备上与三个近卫师并没有区别，人数上还略有超额，另外还有一个师属特别侦察营，负责对榆林卫外的蒙古部落进行侦查、破袭。
再次便是将李闯原本留在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编练成步兵第五师，驻守在原宁夏卫。随着行政官员接手民政，宁夏卫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改为宁夏府。
党守素部改编为步兵第六师，驻守兰州、天水。
第五、六两个师看似是防备北面蒙古人的入侵，其实却是两把顶在吴三桂后背的匕首。
吴三桂的部队没有接受整编，但经过兵部核点之后，定额三万。这三万人有大部分都缺少合格兵杖，只能“可惜地”转为工程兵。
在被朱慈烺调走了三千人之后，吴三桂也知道朝廷终究是不会再用他了。因为西安城高，林涛兵盛，再加上后背那两柄有着血仇的“匕首”，他只能忍着肉痛，将儿子吴应熊送往济南行在，名义上是就读新成立的陆军小学，其实是和郑芝龙一个心思——交出人质，让朝廷放心。
朱慈烺知道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完全不顾儿子的死活，也不在乎人质，只是出于树立榜样的思量，对吴三桂进行了口头嘉奖。
至于四川方面，朱慈烺力所不能及，只是由朝廷封官之后让刘宗敏追入贵州，彻底剿灭张献忠的西军。四川民政则交给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张诗奇，由山东参政升任四川布政使。虽然名义上归顾君恩管辖，但按照东宫的规矩来说，却是将顾君恩架空了。
在四川总兵杨展接手重庆防御之后，罗玉昆的山地一师终于可以减少四川方面的防御，转入对湖广的控制上。
左梦庚在袁继咸的“引导”之下，为了稳住内部军心，向济南行在请求封赠和谥号。等他发现这样是自毁出师之名，失去了大义的支持，颇为懊悔，但已经是来不及了。袁继咸完成了这项工作，终于心满意得地将湖广交给史可法，自己去凤阳做总督了。
崇祯十九年的二月，所有人都在忙碌，为下一步收复北京和攻战辽东做准备。锦衣卫都指挥使徐惇亲自进了北京城，最大限度发动金鳞会和返魂人这两个组织，说服他们跟随清军退往关外，以包衣阿哈的身份在关外建立情报网。
虽然难度极大，但徐惇对这些人的影响力同样极大，足足一百四十四颗种子混杂在哭声震天的难民队伍里前往万全陌生的世界。
徐惇给朱慈烺送去了一条百单八颗的挂珠，以及三十六颗的手串，每一颗珠子里就是一颗种子萌发的口令和密语，预防自己身遭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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