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朱慈烺所知的，现在的葡萄牙正处于内困外交的境地。
国势上，经过西班牙的统治，海外领地损失惨重，贵族和百姓都在经济衰退的煎熬中苦不堪言。曾经一度成为世界帝国的国家，如今只是个二流小国，更让葡萄牙人心怀不甘。
外交上，他们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希望能够加入反哈布斯堡阵营，也就是新教阵营。然而新教阵营更喜欢葡萄牙作为敌国，好理所当然地通过战争对其进行掠夺。
这种窘境将始终困扰葡萄牙，直到明年，耶历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签署，确定欧洲新秩序为止。
大明的战士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三十年战争的尾巴了，之所以抛出这个“善意”的邀约，纯粹是为了理所当然地派出第一支全面考察使团，了解欧洲的动向。
相比胜利在望、又即将反目的荷兰，以及毫无信义、且有血海深仇的西班牙，葡萄牙是朱慈烺的最佳选择。
同样，如今孤立无援的葡萄牙，也绝不会回绝明帝国这样友善的盟友。起码两国可以在南洋对西、荷发起攻势，重新获得前往日本的黄金航线。
洛伦素在接受赐宴的翌日，拿到了明帝国的派遣使团协议书，同时还有一份共同开发南洋市场的备忘录。
协议书具有条约的效力，违约将面临两国关系的紧张，大明帝国随时可能收回澳门，并且不再保证澳门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开发南洋市场备忘录则是对东印度群岛进行的重新分配计划。葡萄牙人可以在大明南洋势力范围内开设商馆，合法进行贸易，缴纳商税，并受大明帝国的保护。
前者是大棒，后者是胡萝卜，这个招数固然老套，但始终有用。
洛伦素不可能承担交恶明帝国的责任。他也相信忠贞议会所有议员都不会选择站在明帝国的对立面。尤其是帝国皇储明显表达了善意，澳门当局只需要配合安排船只，提供一定的技术人员，并不需要投入过大的人力和财力。
“明帝国是个尊重规则的文明国家。不同于那些只能用武器交谈的野蛮人。他们看中诺言和信誉，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他们关于东印度开发的承诺。”洛伦素在信中结尾写到，读了一遍之后，让仆人尽快送回澳门。
从厦门回澳门可以从海路顺风而下，能节约将近一半时间。等澳门忠贞议会的议员们与耶稣会的教士们商议之后，便决定派出更大规模的团队前往厦门。其中有大量皇太子需要的技术人员，他们将拿到年薪一百五十两，每月三十五两生活津贴的高薪，前往北京、山东、浙江等地，交流绘图和航海技术。
另一部分则是汤若望的同行——耶稣会的教士们。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在大明传教的权利。当然，对于天主教这种颠覆大明社会根基的宗教，朱慈烺是满怀警惕，因为奉教绅士中并不全是王徵这样头脑清楚的人，还有一部分甚至会接受天主教之中最极端的愚昧内容。
不过朱慈烺是个有说话艺术的人。以传教必先传文为理由，又收罗了几个博学广闻精通多国语言的教士，在福建漳州和广东广州分别设立四夷馆，翻译欧洲学术著作，培养翻译人员。
在葡萄牙人的努力配合之下，大明第一批前往欧洲的使者人数被确定在了三百人。郑芝龙拨出一艘西式战船，作为大明使团的座舰。水手由明葡两国交叉配备，旨在培养大明的水手掌握远洋航行技术。
这个使团将从泉州厦门出发，在澳门与葡萄牙船队汇合，然后借着东风穿过麻六甲，横渡印度洋，在经历八到九个月的航行之后。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崇祯二十一年，注定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
“今天是明国历法崇祯二十一年的第一天，也是他们计算春天到来的第二天。我在今天，二月二日，到达厦门港。看到了的两艘葡萄牙人的老闸船。明国人丝毫不掩饰对我公司的敌对态度，不允许任何一个船员离开船，直到进行完他们所谓的瘟疫检查。”
科恩拉德坐在船舱里，看着窗外新建设的港口，蘸了墨水，继续写道：“中国人对葡萄牙人显然更加友好，他们的船每天都在卸货，即便如此仍旧吃水很深，天知道他们装了多少货物。厦门港口的官员将在明天安排卸货，但所有的商品都必须按照清单核数，甚至还要开箱检查……”
“所罗门松先生。”船长敲开了科恩拉德?所罗门松的舱门：“有位中国官员请求见你。”
科恩拉德点了点头，检查了一番自己的着装，走出了舱室。
以他的军衔和高级商务专员的身份，有资格担任一支分舰队的指挥官。不过他对自己的战术能力十分有自知之明，所以只带了两艘帆船——卢斯杜南号和白鹭号。即便如此，为了降低明帝国背信弃义的风险，科恩拉德只乘坐卢斯杜南号前往厦门，而将白鹭号停在了外洋一处岛屿，以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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