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沐氏在云南的世代名望，缅甸人原本并不打算杀沐天波，而是将他隔离在外，沐天波见情势危急，从看守身上夺取腰刀，奋力冲进包围圈，他拼死杀敌，连毙了九名敌人，自身亦被缅军所杀，为保护永历朝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明代宫廷有驯养大象的传统，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恢复了大象临朝旧制，仍在海子桥元代象房旧址驯养大象，但数量较少。明弘治八年（1495），皇家建象房于宣武门内西城根，南方贡入的大象入西便门，经过一小桥，便来到象房，这段大象途经的街道因此被称为“象来街”。
大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养之后，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即移交给锦衣卫驯象所开始服役。每逢举行盛典，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象群被牵到皇宫，或驾车，或驮宝，或站班，各有分工。大臣上朝，大象站立排列于午门前御道左右，蔚为壮观。
沐天波上疏进贡象马，当然是向朝廷表示忠诚，虽然此时他还只有12岁，但疏文中卑恭忠谨的姿态却是极为得体。若没有前面那封顺义军大捷的塘报垫底，崇祯看到这进贡象马的奏疏，心里的滋味只怕会是五味杂陈，但现在正值龙心大悦，沐天波的奏疏自然更是锦上添花了。
桌上的这一大撂公文，将大捷的塘报放在最前面，进贡象马的疏文随后，显然办理文书的官员们也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崇祯素来对臣下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但在现实中偏偏又难以割舍地需要他们的服务。
提起朱笔在奏疏上批写了几句慰勉之语，崇祯又拿起了第三份公文。
这封公文是孙承宗从山海关报来的。在上个世界的历史里，孙承宗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山海关的，因为穿越的蝴蝶效应，在本世界里，永平陷落之后，皇太极兵锋抵临山海，情势危急，崇祯才派他离京赴关督办防务。在这封奏疏里，孙承宗报告了山海关的兵力布防，字里行间似乎颇有章法，崇祯初看甚感满意，但再往后看，脸色却又沉重起来，却见文末写道山海关北路副将官惟贤与游击张奇化率部与敌军交战，不幸中流矢身亡，士卒死伤三百余人。
在前几日的奏报中，崇祯还看到官惟贤在距山海关三十里的凤凰店，率二千五百余官兵与后金军交战十余阵，双方互有胜负，可不到十天时间，人突然就没了，崇祯眉头紧锁，心里不禁对孙承宗奏疏中的排兵布阵暗暗生疑。
他拈起朱笔，思忖半饷，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批示，便将这奏疏置于一边，继续看下面的公文。
第四份公文是甘肃巡抚梅之焕的上奏，陈述其与甘肃总兵杨嘉谟率军赴京勤王，军队行进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悍卒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札四人鼓动军士哗变，乱兵杀死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并劫走随营军饷，正月十一日奔回驻地兰州。
所幸的是，相较于之前部众哗变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和总兵张鸿功，梅之焕此人更加精明能干，胆略非凡，正月十一日，他与乱兵同一天赶到兰州，向哗变的军众宣布只诛杀首恶，挟从者不究，并出具赏格，积极开展平乱工作。两天之后，军众里的蒙古夷丁拜户、哈杰等人，将倡乱的首犯王进才杀死，到了晚上又生擒殷登科、吴大印、王进礼三人斩首，搜回饷银四百余两。次日，梅之焕同总兵杨嘉谟一起重整营伍，将作乱的那一营兵留下，其余部队继续向北京出发勤王。
第五份公文是三边总督杨鹤上奏，陕西边贼王子顺、苗美二人，纠合了一些流民和逃兵，数量发展到三、四千众，劫掠绥德县，击败明军参将石在廊，并南下围攻韩城县。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调集军队前往解围，击败贼众，斩首三千级。逃走的贼众又往回跑到清涧县劫掠，官兵追击，王子顺率112人向总兵杜文焕投降，苗美部被官军追斩七十级，三百余人投降，余者分为二股，一股逃到安定县，一股逃到西川。
西川是甘肃岷县以西洮河两岸地区，包括西寨、清水、十里等地的洮河沿岸河川区，东西绵延30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海拔在2305米至2463米之间。此地位于甘肃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麓与西秦岭陇南山地接壤区，贼众逃到那里，官军很难追捕。
与此同时，苗美的叔叔苗登雾也发动叛乱，杀差官禇国恩等人，啸聚于安定县，劫掠鄜州、中部、宜君，河西道蒋士忠和总兵杜文焕一起击败贼众，副将李卑、都司艾穆等部兵马也陆续集结，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贼党黄虎无奈向官军乞降。
陕西动乱的根源，在于崇祯初年，新皇登基伊始，即行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裁撤驿站，淘汰冗兵，大量军事和准军事人员失去工作流入社会，而官府无力给予妥善安置，这些人都具备作战技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脉网络，互相串联，啸聚起事。加之陕甘地区连年干旱，农业欠收，产生了大批的饥民，另外，河套地区自永乐朝被蒙古部落占据，所谓的“套虏”就经常扰边，天启七年林丹汗被皇太极击败后西迁，又进一步加剧了河套的动荡，于是，以乱兵为主导，蒙古武士为助力，饥民为辅从的大动乱格局从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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