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父亲的话，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地不认可呀？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换了，都换成汉人，照样还是会有人反对。”袁世凯摇了摇头 。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袁克定又问。
“有句话怎么说了，对了，众口难调，人多事多。还得看谁主事。要是老佛爷那个时候，不搞责任内阁，谁敢说什么？载沣这黄毛小儿，差远了。”
说到这里，袁世凯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有人偷着和我说，责任内阁有您就好了。”
袁世凯旴了一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可不准跟着瞎掺和！”袁世凯正色道。
“这您尽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这一次回来，发现父亲有了很明显地变化，和外边的人联系得多了。家里还安装了电报，经常听到电报房里传出滴滴答答地声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这个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亲闭口不说，他也不好去问。
国会请愿活动余音未消，皇族内阁的抗议声未绝耳，又暴发了保路运动。
晚清末期，腐败已经成风，官员腐败，民间也同样腐败。
晚清新政时，为发展铁路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铁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国已经涌现出十七个私营铁路公司。
这些私营公司也深受腐败之害，或集资不到位 ，或因贪腐导致瘫痪，或修筑铁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铁路公司竟无一家建成铁路。
鉴于此情况，原来极力主张铁路商办的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铁路国有。
国家没有钱，可以和外国银行借贷。
责任内阁，也就是被称做皇家内阁的这一意见被清廷所采纳。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决定：“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们勿需讨论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或民办好，也不去讨论责任内阁和清廷这铁路国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那么多人集资了那么多钱修筑和正准备修筑的铁路，朝廷做一个决定说一句“铁路国有”，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过了，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对，一个铁路国有，触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别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普通的农民。
每个农民的钱或许不多，但那是贫苦的农民从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边，好不容易省出来的。
本指望投资修建铁路能赚些钱，现在倒好，一下子国有了，这涉及的可是千家万户呀！
清廷的这些决策者们，可能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写《卖炭翁》的那个时候。
一劳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烧一车炭，拉到集市上去卖。
“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身上衣正单”，一家人靠这一车炭换成钱，去买“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宫来几个人，无偿就把这一车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块红绸布挂在拉车的牛头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地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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