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 讨论。
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腼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
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三年一月二日，十五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
元月十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
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这样，袁世凯搞垮国会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从成立到被袁世凯解散，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特别是在为维护共和所进行的努力和抗争，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
虽然，这第一届国会，从代表的产生，到两会的议事和运行，曾经饱受争议和指责。
有文章这样记述第一届国会选举情况；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区开始了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按照此前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正式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两院组成，其中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共二百七十四人，众议员由各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共五百九十六人。
“不过，并非人人都有资格投票，“资格选民”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要至少满足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三个条件之一。这样筛选后，全国“资格选民”只占4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终的实际投票率也只有十分之一，即400万人。但如此大规模的选举，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仍是个新鲜事物。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就难怪当年选举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自十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选举时人在上海，却当选了家乡陕西省朝邑县的初选议员。回去打听了才知道，原来朝邑竟像办差一样“办”起了选举，当地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请来各乡绅士帮忙，这些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为“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抄写选票。张奚若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选”为初选议员。
“而在江苏南通，《民立报》记者遇到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乡人前来投票，简单问答，不禁啼笑皆非。原来，前几日有人送投票证到他家里，他还以为名为投票，实则要钱，顿时惶恐，生怕不去会惹来祸端，这才赶紧带着投票证和现钱赶到投票现场。
“江苏算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资格选民”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全国范围的四千万“资格选民”中，这样的糊涂选民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乡人糊涂，热心选举的各党派人士可一点都不含糊。当时国内政党林立，其中最大的两个党派是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的国民党，以及由来源于清末立宪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成的相对亲袁的进步党。……
“无论国民党、进步党，最基本的选举手段当然是竞选演说。江苏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竞选演说多在茶馆或其他公开场合进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锣，一面高声叫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对于识字不多者，公开的竞选方法则是开设私塾教选民写候选人姓名，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带入选举场内摹写等。
“演说也罢，开私塾、印名片也好，多少还有点公平竞争的氛围，但一些暗中进行的活动却着实乱象丛生。
“有偷选票者，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填写自己的名字；
“有买选票者，用酒饭、面点、火车票、金钱甚至鸦片，不一而足；
“有选票卖价太低而懊恼者，苏州复选选票价格相当波动，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使得票价猛升，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以至于许多已经廉价卖出选票的人懊悔不已；
“还有因选举发财者，民初商业萧条，但在国会选举的带动下，选举投票所在地的旅馆爆满，饭店整日高朋满座，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订，各自发了一笔“选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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