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杨度在总统府中，袁世凯特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两个人秉烛夜谈。自徐世昌拜相后，受了冷落的杨度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世凯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二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三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 “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八百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世凯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着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徐世昌和袁世凯是真正的老朋友，如果袁世凯这一生有百分之百可信任之人，这个人必是徐世昌。
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
袁世凯执掌北洋军后，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多心，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世昌带到关外，那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世凯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世昌等于是袁世凯在北京的代理人。
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世凯，归根结底是徐世昌为主奔走和策动。所以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的私交，确是其他人不能相比。
不过徐世昌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
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世昌“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世凯有意请徐世昌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世昌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便力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未答应，但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三年二月，袁世凯特请徐世昌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
徐世昌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北京。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仍表示不肯接受。
袁世凯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世昌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
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
徐世昌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宝琦、段祺瑞向袁世凯复命后，袁世凯特别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
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世凯便常常跑来和徐世昌聊天。
袁世凯对徐世昌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世昌为老相国。
徐世昌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世昌便欣然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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