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胡适曾多次强调：“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然，做为一个社会中人，做为一个社会上的刊物，想做到胡适所向往的“独立”，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胡适及其同人确实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保持“独立”，他们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因为他们知道，经济上不独立谈独立必是一句空话。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里里外外都是炮火连天。
国民党剿共，打出的旗号是剿匪，对此，胡适说；“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
他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查访和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人打听共.军和“剿.共”的情况，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 如此而发出“独立”的声音。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
作为这个政府的财务委员，做为被蒋介石很高看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独立精神。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必须承认，《独立评论》做为杂志还是很成功的。
全年只出50期，逢周日出版。每期定价洋4分，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半年9角。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香港澳门加8角。
《独立评论》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5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蒋廷黻、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但为期比较短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
《独立评论》所以办得成功，除了胡适及其同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经理人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广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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