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早在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海防的条陈交各位督抚详议的同时，就以左季皋“留心洋务”，咨请他参加讨论。于是，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的问题，乾廷中出现了两大阵营，各个政治势力重新组合。
“海防派”以李绍泉为中坚，除了沈佑郸、林义哲、丁雨生、李筱泉（李绍泉的哥哥）等支持者外，还有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内廷中纯亲王宜瑄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
而以左季皋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湖南巡抚王文绍、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直璜、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
左季皋针对李绍泉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李绍泉针锋相对，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阿古柏占据新疆已经七八年了，现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乾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但关陇地区并未受到骚扰，而且以阿古柏的那点军力，能占据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无力进犯关陇，是以李绍泉这么说其实没什么错。但如果是后世的愤青们来看，这妥妥的是卖国贼的言行）。海疆不防，则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
话虽如此，李绍泉事实上也无意放弃新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二，经营。李绍泉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绍泉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土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李绍泉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的观点，放置在这个时代的天朝，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绍泉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土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原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绍泉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大乾朝廷朝野共同持有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后世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中原士子们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比较起来，左季皋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季皋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绍泉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绍泉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季皋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季皋为了强调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祭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恫吓起朝廷来。
左季皋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已故大学士文博川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季皋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新疆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各国海船往来为通途”、“旦夕可至”的大海，是不是也更应该受到重视呢？
左季皋这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现在却蜕变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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