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毛教匪气势汹汹的紧逼之下，疲于奔命的八部青旅早已糜烂而不可用，却又事关几十万人的福利、绝对裁撤不得。乾国政府不得已打发京官（比如曾伯函、吕先及、李绍泉之父李玉川）回乡办团练以抗发匪。朝廷给优惠政策，但是户部不出一个子的招兵费，完全由这些返乡的京官——“绿林化”的翰林靠自己的关系网，依靠亲情、友情甚至姻亲的纽带拉起的队伍起先被称为“团练”，其后称为“勇营”。曾伯函拉起了湘军，后在其基础上又派生出了左季皋的楚军，鲍春霆的霆军，以及李绍泉在安徽拉起的淮军，最终依靠这些勇营，乾国政府才勉强将各地的暴乱逐步地镇压下去，而当天下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勇营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就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履行起“国防军”的重担大梁来。
由于勇营的招募全赖于亲情的纽带，朝廷并不出一文铜钱供养，所以军队的所有权仅仅归于招募者所有，“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很显然，这种勇营不是国家供养的军队，地位类似于民兵。
虽然从长毛教匪之乱后，勇营就成了大清帝国国防实质上的主体和柱石，可受到的对待根本无法和八部青旅相比。危急时刻需要招募勇营的时候，国家只是给部队编制和政策，但是根本不负担勇营的军饷和福利，一旦乱事毕了，那么临时组建的应急部队自然是首当其冲要裁撤的对象，原因再明显不过，勇营没有正式的编制，朝廷是说裁撤就能裁撤的，就算朝廷不说裁撤。一旦战事结束，维持一支听命于个人的地方武装无异于给言官御史们一个极好的参劾靶子。曾伯函的湘军全盛时期曾达到过240余营12万之众，可是在天京被攻克。北有绺军、南有教匪军余部的情况下，曾伯函为躲避猜忌。避免尾大不掉、引火烧身，毅然决然的将大部分的湘军裁撤，只留下湘系的长江水师。可算是保全了其“中兴名臣”的名声，如果动作稍稍迟疑，那就不是“忠臣”而是“贰臣”了。李绍泉偏偏不急流勇退，反而让他的淮军顶了国防柱石的重任，还在淮军的体制内，建起了继船政水师之后的又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结果使得言官和御史们就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满脸通红地将弹劾李绍泉的折子往军机处送。
这些人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对“私人武装拥有者”的态度是如此的恶劣，那么对“私人武装”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和不中用但是吃穿不愁的八部青旅不同，不论是湘系还是淮系，最初的募兵、操练、军火等产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曾伯函、李绍泉靠老脸和地方上百般扯皮、四处筹措所得。朝廷宁愿把银子花在白养八部青旅这些酒囊饭袋身上也不肯对真正的中流砥柱下一个铜板。但到后来湘系、淮系的“勇营”转变为当地驻防的“防营”，成了大乾帝国野战和守备各地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朝廷总算转变了态度。首先，各勇营的领头军官们有了国家编制，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编制只能借用与其驻扎地毫不相干的缺位来填补。所以勇营的提督和总兵大量出现了驻防地和任命地差之千里的奇怪情况。其次，朝廷也终于肯在勇营的建设和装备的更新上使银子了。不过却不是直接拨款，而是采用报销的方式。即所需花费募兵大佬们先垫上，然后统一列个单子按月或者按季度上报朝廷，军机处审核报请皇太后、皇上批准后由户部给银子。由于户部经常以“饷绌”为理由拖欠或是拒付报销款，结果严重的限制了防营的发展，导致其战斗力愈发低下。
在大乾帝国，老百姓参军只是为了吃饭拿饷钱，并不是什么“保家卫国”的理念，既然是为了吃饭而参军的，那么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不畏生死地作战呢？对于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生命，走上战场的他们。如果碰到的对手战斗力不强，凭一时金钱的诱惑。还可能让他们出力作战，但如果碰到的是战斗力强大的对手，那么结果就很容易想了。
象这一次的河内之战，率先投入战斗的滇军在遭到法军的伏击之后没有立即崩溃，可以说已经是奇迹了。
但这一战之后，如果再要他们进行一次激烈程度差不多的战斗，就不要想了。
想到大乾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军队，今野岩夫的思绪不由得转向了另外的方向。
对于福泽谕吉的真知灼见，他也越来越佩服了。
乾国如此，真乃天予日本啊！
若不趁时攫取，难道要等待西方列强“重新发现”乾国，掀起瓜分乾国的狂潮吗？
日本可不可以在西方列强行动之前先行一步呢？
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充满了期盼和渴望。
突然间，那个今天和他并肩作战的日本女人的身影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想到她助自己成就了河内之战的头功，今野岩夫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感觉。
今野岩夫将李维业的首级和军帽送给了刘仁义，刘仁义见到今野岩夫砍下的李维业的首级后，一度曾欣喜若狂，现在李维业的首级已经被单独的装在了一个盒子里，和割下的其它的法军官兵的首级一并送往顺化，刘仁义相信，顺化的越南朝廷见到李维业的人头后，一定会赏赐大笔的钱银的。刘仁义向今野岩夫许诺，越南朝廷的赏钱一到，定要对他给予丰厚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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