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的父亲利士比海军少将在客厅窗前停下，眼神中透着忧郁。“明天天气不会好的。”
“但是明天天气可能会好——我想会好的。”利士比夫人说着，不耐烦地轻轻扭了一下正织着的一只红棕色的袜子。如果她今晚能够织完，如果他们明天真能到海边的灯塔下去，就要把袜子带去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得了重病。还要带上一大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其实，只要她能找得到的、四处乱放着没什么用处只会使屋子凌乱的东西，她都要拿去给那些可怜的人，使他们有点消遣的东西：他们整天坐在那儿。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他们一丁点儿大的园子里耙耙弄弄之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一定烦闷得要命。她常常会问，要是你被禁闭在一块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呆就是一个月，遇上暴风雨天气可能时间还要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信件或报纸；看不到任何人；你要是结了婚，见不到妻子，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样——是不是生病了，有没有摔断胳膊腿；一周又一周地看着单调沉闷的波涛撞碎成飞溅的浪花。然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临，于是窗上布满飞沫、鸟儿撞上灯塔、整个地方都在震撼、连把头探出门外都不敢，生怕被卷人大海。要是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怎样？她常常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女儿们提。她用很不一样的口气接下去说，因此，应该尽可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安慰。
“风向正西。”维埃威上校说着，一面张开骨瘦如柴的手指，好让风从指间穿过。
维埃威上校是“维拉”号巡洋舰的舰长，此时他正和利士比少将一起，在平台上来来回回地进行傍晚时的散步。
“乾国人还在那里做着演习？”利士比夫人似乎听出了上校话中的不安，她压抑着内心的紧张。问了一句。
“是的，夫人。”维埃威上校肯定的说道。“这些天他们一直在进行演习，风雨无阻。”
“雨还没有把他们淋透吗？”利士比夫人笑道。
她自己有时候也忍不住笑出来。有一天她说了句关于“浪如山高”之类的话。不错。那一次维埃威上校说，是有点风浪。“难道你浑身没有湿透吗？”她问道。“湿了，但没透。”维埃威上校拧拧袖子、摸摸袜子，笑着说道。
这一次维埃威上校的回答却是：“风雨是阻止不了他们的。”
听了上校的回答，利士比夫人的心不知怎么，变得不安起来。
由于利士比少将长年驻扎在日本或越南，只过了两年，和丈夫久别的她就忍受不住，带着四个孩子从法国本土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和丈夫团聚，此后她和孩子们便一直跟随在少将的身旁，去年他们全家还住在日本，现在随丈夫迁来了越南。
一吃完饭，利士比夫妇的四个儿女就像小鹿般悄无声息地从饭桌旁溜走，躲进自己的卧室。在这所房子里，只有卧室才是属于他们的不受干扰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就任何事进行争论：维埃威上校的佩刀，法国和越南朝廷签定的条约，海鸟和蝴蝶，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谈论之时，阳光泻进阁楼上的这些小屋，由于小屋之间只有一板相隔，所以每一个脚步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越南姑娘为在山谷中因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的低泣声。阳光照亮了球拍、法兰绒内衣、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虫、军舰模型、小型鸟类的头骨，并且晒得钉在墙上的一条条长长的、四边卷皱的海藻散发出水草的盐腥气味，海水浴时用过的粘着沙粒的浴巾上也有这股气味。
冲突、分裂、意见不一、偏见交织进了人的存在的本身；啊，他们竟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这一切，利士比夫人叹息道。他们太挑剔了，她的孩子们。他们净说些废话。她觉得都是胡闹——天知道，没有他们去制造分歧人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旁心里在想，已经够多的了，真是够多的了。
那个问题，即贫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想到在这儿或巴黎，她每天、每星期亲眼目睹的一切。当她挎着提包，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去亲身访问这个寡妇或那个为生活挣扎的妻子时，她在仔细画好竖格的本子上一项项记下工资和支出、就业或失业，希望这样她就不再是一个半为了缓和自己的义愤、半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行善的个人，而成为一个她毫无经验的心目中极其钦佩的阐释社会问题的调查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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