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重重难以入睡的伊藤博文置身于这座山外凸的阳台，高高悬在灰色调的城市及其藏在绿树丛中的郊区之上。他们的上下、周围，到处碧树攀缘，林本滴翠，柔嫩的枝叶，全是温带植物那种有点千篇一律的模样。接着，他可以瞥见脚下的深水停泊场，只是缩小、变斜了，在绿成一片的峻岭中间，窄得像一道可怕的、凄惨的裂口，在底部，很低的地方，在那仿佛是黑色的、静止不动的水面上，可以看见今天到处挂满旗帜的那些极小的、像是压扁了的军舰、舰艇和帆船。在那作为主色调的一片浓绿之中，清楚地显现出那一面面作为国家标记的光彩夺目的旗帜，它们全都张挂起来，迎风招展。
在这五彩缤纷的旗海中，散播最多的是白底上有个红圆的旗帜，它代表着他们所在的这个太阳升起的东方帝国。
第二天，面容憔悴的伊藤博文早早的来到了皇宫，参加明治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
差不多和伊藤博文一样，明治天皇的气色也非常不好，显然也是一夜未眠。
对于朝鲜发生的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人发动政变一事，乾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一开始便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要求日本方面遵守此前和乾国订立的条约，立刻撤出在朝鲜的军队，停止对朝鲜开化党人的支持，并毫不客气的告诉日本方面：“若日兵在韩生事，则中朝定当明正其罪，大张挞伐。”对于乾国方面的质问，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先是声称“韩自生变，与日本无干，并无在韩日人支持政变一事”，之后又煞有介事的说“韩民素来仇视日本，汉城已然生乱，日侨多有被害者，乾军不能保护，帝国军队自当前往护侨。”给日本出兵朝鲜寻找理由，而随后仁川湾爆发了激烈的海上大战，日本海军大败，仅有“筑紫”、“相川”二舰重伤逃回本土。消息传来，日本朝野上下全都慌了手脚，而乾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愤恨日本不宣而战，准备下旗回国，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赶紧前去挽留，声称这次朝鲜发生的开化党人政变事件和上次日本入侵苔湾的“西乡大暴走”事件一样是“无良军人以下克上”，“非日本政府之本意”，好说歹说的把还没有从国内得到进一步指示的黎庶昌留了下来。
留下了乾国公使，就等于否定两国事实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就可以避免一场同乾国的全面战争，并且保留一条和谈的渠道。
但事情不可能这么轻易的了结。
现在，朝鲜事变的全部详细过程，已经被乾国方面公诸报端，并且得到了朝鲜政府的证实，而困在朝鲜的4000多日军官兵，成了日本人导演的这场旨在推翻朝鲜政府扶持开化党人上台的军事政变的最直接证据。在确定了是日本人在幕后主使后，一向反应迟钝的乾国政府这一次却前所未有的快速行动起来：一方面宣布断绝同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扣押全部在乾国的日本船只，命令驻日本公使黎庶昌问责日本政府，一方面派出了由8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舰队，直驶东京湾，“以为使臣后盾”，摆出了一旦谈判破裂就炮轰东京的态势。
困窘万分进退无路的日本政府只能求助于西方国家的调停，作为日本的重要盟友，俄国方面率先表示愿意调停，接着英法美三国出于各自在日本和乾国的利益考量，也加入到了调停的行列。
虽然四国调停让日本政府有了喘息之机，但日本政府明白，如果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四国调停一样也会失败，而如果乾国和日本发生战争，海军已经遭到重创的日本几乎没有还手之机。
因而这一次的御前会议，便是要讨论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结束这场危机。
这场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危机可以说给一直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的“征韩论”划上了顿号，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需要上至天皇下至小民的整个日本民族来承担。
参会的各位重臣要员早已到齐，只等天皇驾临，在天皇到来之后，礼仪官便宣布会议开始。
“现下之局势，诸位爱卿想必已经十分清楚了，有何建议能够解救帝国于危难之中，便请众卿明言。”明治天皇显然急于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将会议的议题说了出来。
“此次朝鲜事变，其罪全在我，我愿引咎辞职！乾国若要追究责任人，可将责任全归于我，我愿一力承担，剖腹向其谢罪！”陆军卿山县有朋猛地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
见到山县有朋突然站出来慷慨激昂的说要承担责任，并且还要引咎辞职剖腹谢罪，伊藤博文不由得吃了一惊。
伊藤博文不自觉的将目光转向了担任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却看到西园寺公望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冷笑。
伊藤博文顿时想明白了山县有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心里不由得暗暗的佩服他这一招“以退为进”的高明。
“山县卿，此战之责任是该你承担，但并非全是你的责任，朕也难辞其咎，若是朕拼却一己之身，能够消化此次危机，朕也如你一般情愿，但只怕乾国人并不在意朕和你的性命，而是贪图从日本得到的利益。”明治天皇显然也明白山县有朋这一番话的意思，冷冷的说道，“战争责任的事，不妨先放一放，先说如何能让乾国人不至过于逼迫日本吧。要知道，乾国军舰就在东京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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