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视朝互相撕逼，第二天视朝风平浪静，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熊荆也记不起是第几天，芈玹怀孕所形成的余波就渐渐渐渐的淡了。
楚秦两国双雄并立，两国的战争是全天下的战争，两国的矛盾也是全天下的矛盾。赵政大婚已有八年，膝下子嗣没有八个也有五个；熊荆今年才大婚，产下众多子嗣毫无疑问，谁料结果却变成不住寝宫住军帐，不爱王后爱野妻。
市井里间舆论纷纷，但也仅限于市井，尤其是齐魏两国的市井。楚国也就只有鲁宋之地时有议论，但多是私底下议论，王廷私事又岂是庶民能够诽议的？
熊荆不在意、也不重视民间的舆论，他只在乎军队的舆论，大司马府主导的宣传和辟谣集中在军中进行。
芈氏来自秦国不假，但芈氏姓芈，归根结底还是楚人。至于芈戎作为秦将攻伐楚国，斩杀楚人，这就涉及公仇和私怨的区别了。
芈戎食秦王之禄解秦王之忧，率堂堂正正之师伐楚，无可厚非，这是作为臣子本该履行的义务；芈戎如此，白起亦然。白起残忍，白起攻伐鄢郢淹死数十万楚人，可这是战争，换作他人为将照样会在谋士的建议下灌城。依据战争惯例而犯下的罪行是公罪，也是楚人的公仇。公仇当公报，报仇的对象不应该芈戎或者白起，而是整个秦国。
反而像景骅那样的，虽未屠杀数十万楚人，但他食先王之禄却行叛逆之事，此不忠不义；未食秦王之禄却助秦王脱困，此非贼即寇。这才是楚人的私怨，他日楚国灭秦，白氏无罪，赢姓或许可赦，但秦国景氏绝不可赦。芈氏先祖与楚国有公仇，楚军大破秦军攻入咸阳，已报此仇，彼此再无仇恨。
芈女公子乃楚女，大王爱楚女无可厚非。再说大王相识芈女公子在前，而非大婚在后；行夫妻之实是在大婚以前，非在大婚之后。而今大王也未违夫妻之义，与芈女公子相敬如宾。
——军中将率誉士大多识字，故而如此宣传；誉士以下甲士大多一字不识，便不做文绉绉的解释，简单粗暴就说芈女公子是楚女，大王承诺娶她为王后，不料小人作祟、蒙蔽太后……
宣传是一门技术活，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宋玉主持的大楚新闻不断登载隐射文章，挑动民议，军中则一直在辟谣，以求澄清真相。
真若有人执迷不悟，非要以大楚新闻所言为准，卒长、誉士直接拔剑与此人决斗就是了。这种人识字且心思细腻，文人脾气十有八九会拒绝决斗，结果被所有甲士耻笑。
素来奉大楚新闻为圭臬的鲁地师旅，那就没有办法了。熊荆觉得鲁人越来越像饭菜里的苍蝇，他很想将这只苍蝇从楚国这锅羹里剔除出去，但这明显做不到。齐国已岌岌可危，齐国真若亡了，东线就只能靠鲁人防守，把鲁人剔除出去，应当在楚秦分出胜负以后。
除了关注军中舆论，熊荆还关注军中后勤，尤其是补给。此时正寝里召开的正是与补给有关的财政会议。
楚军军服、军靴、被褥、军食、医药本与赵军、魏军各不相同。楚军本来也和赵魏两军一样，这些物事全由士卒自备。然而大司马府几近斟酌，最后决定军服、军靴、被褥、行囊、军帐、炊具……，全部统一定制。
倒不是为了美观，而是士卒自备达不到作战司的标准。比如最简单的炊具，平均二十个人便有一辆马车，短途行军时炊具由伍内士卒背着，长途行军当然是放置于马车上。士卒自备的炊具有铜有铁，有大有小，有造府新造，有缴获秦人，如果炊具大小、形制完全相同，就可以像酒盏一样套叠在一起，占不了多大地方。
空间能够节省，重量也可以确定。絮制的寝衣，棉制的寝衣，皮制的寝衣，这些重量不同的寝衣被褥靠行李车队运输。马车载重皆有定制，重量不一的被褥要么超重，要么造成一定程度的空载，造成运力浪费。
空间、运力、士卒各方面的保障，标准化的好处数不胜数，然而这些好处都要花钱。
从头到脚，一套夏季军服大约需要八百钱，一套冬季军服则要三千钱，骚包一点再算上常服、礼服、作训服、战服，还有雨衣、被褥，没有一金是置办不来的。一人如果一金，二十万人就是二十万金，仅仅装备军服，财政就要破产。
二十余万楚军对后勤器具进行统一定制时，各县邑根据贫富不同出不超过三分之一的钱，士卒出三分之一的钱，剩下全由王廷解决。二十多万士卒，虽然后物资不是一年一发——冬季服、被褥、雨衣、行囊是两年乃至三年一发，炊具、军帐是五年一发，仍将财政压得喘不过气。
楚军的装备已是一个负担，南迁的十万赵军则是另一个负担。经年累月战争的摧残下，南迁赵人财产极为有限，此前正靠三国的资助才得以维持，南迁后更是如此。
生计如此窘迫，赵军士卒仍然希望能有楚军的装备和器具。十万人如果全部配齐要数万金不止，此后每年又要一万金补充。这些钱虽然是以低息、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赵国，但仍然要要由王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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