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澳洲人出品的朗姆酒、盐汽水和格瓦斯，更是荷兰人和其它欧洲国家水手的最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员港的几百号荷兰人变得越来越依赖高雄市那些澳洲人的物资供应，他们普遍穿上了高雄被服厂用进口荷兰麻布缝制的汗衫、衬衣和长裤，穿着海南岛制造的藤制凉鞋，戴着藤编的凉盔——它们比荷兰人原本累赘又闷热的欧洲式衣服更适合福尔摩沙的气候。
到了后来，就连修船的工作，也被偷懒的荷兰人给外包到了高雄的修船厂－－那里有大型的干船坞和重型吊车，比大员港这边的设施要完善得多，修理维护几艘荷兰圆船根本不在话下。
——难得的和平，繁荣的贸易，宽裕的财政收入，丰富的业余生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但是，作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商人和冷静狡猾的冒险家，汉斯。普特曼斯总督并没有被这一片“澳荷协和”的大好局面所迷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澳洲人这个新邻居都并不“爱好和平”，他们对岛上土著的屠杀，以及对北部西班牙据点的远征，都充分说明他们一旦到了需要动手的时候就绝不会留情，其手段甚至堪称残酷。澳洲人如今跟大员港之间的和平友好氛围，无非是他们还需要跟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合作而已。假如某一天这种贸易对他们来说不再重要了，他们就必定会来进攻大员，进而占据整个福尔摩沙岛。
可是，即使是看透了这一点，普特曼斯总督还是拿不出有效的对策来。
如何才能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势力在福尔摩沙的继续存在呢？很显然，依靠武力进行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无论荷兰人把堡垒修得多么坚固，由于双方之间悬殊的兵力对比，一旦公司跟澳洲人爆发战争之后，普特曼斯总督根本不认为大员港这点守备力量的战场表现，能够比淡水和鸡笼的西班牙人强多少。
尽管热兰遮城堡如今依然在继续兴建中――毕竟公司已经为城堡投入了大笔资金，不可能半途而废，而且主持营建工程总归是一件有油水的事情，但总督阁下对增强大员港防御力量的事情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大致是公司指示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次在多喝了几杯澳洲人贩来的朗姆酒之后，他甚至冲着大员的驻军司令亨利希。魏登费勒上尉喊道：“……您真以为大员港还在公司的手里，是靠着您手下那四百个拿火绳枪的黑人懒汉和德国人渣吗？不，我们还能在这里待下去，纯粹是因为公司的协议和澳洲人的仁慈！”
军事手段既然无用，那么似乎就应该学着澳门那些葡萄牙人的榜样，依靠贿赂、奉承、传教之类的“软实力”来赢得稳固的居留权。但问题是，他身边的澳洲人可不是那个容易糊弄的大明帝国，这些家伙的思维方式似乎跟普特曼斯总督的服务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一样精明而冷酷。如果一旦到了出现严重利益冲突的时候，普特曼斯总督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往日交情，都不可能阻止澳洲人与自己翻脸为敌。
由于普特曼斯总督无论怎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从各种迹象来判断，目前这种“澳荷协和”的大好局面似乎还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索性也就不再多想这些遥远未来的事情，而是决心在自己的任期上大捞一把，然后就将这个烂摊子丢给下一任总督去头疼吧！
于是，为了牟取一笔让自己可以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巨额暴利，除了利用职权参与对华贸易之外，普特曼斯总督还在今年夏天跟日本的统治者做了一笔非常不得了的大生意，但问题是，这桩生意有可能一帆风顺，也有可能会血本无归，甚至有可能会严重触犯澳洲人的利益，给大员港招致毁灭性的灾难……结果就是导致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可怜的总督大人整天疑神疑鬼、愁肠百结，甚至都快要神经衰弱了。
——自从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的“征长战争”当中，貌似庞大的幕府军先是在长州藩毛利家的近代化棱堡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又被黄石这个穿越者训练出来的近代化长州新军以少胜多，打得一败涂地之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刺激，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居然已经如此的落后。
于是，在跟长州藩谈判议和，勉强稳住国内局势之后，德川幕府就开始把增强军备力量、建立新式军队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作为一个军人政权，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最大筹码就是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如果德川家的军队再也弹压不住各藩大名，那么遍及日本全境的倒幕风潮就会很快兴起！
毕竟，此时距离丰臣家的覆灭也不过区区二十几年而已，德川家的统治还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
这样一来，一份空前庞大的军火订单和军事教官招聘计划，就砸到了平户港和长崎港的荷兰商人头上——虽然从战国时代末期开始，日本的工匠就已经能够制造出很不错的火绳枪（日本人称之为“铁炮”），并不比如今荷兰人手里的火枪差多少，但无奈铸造火炮的本事实在太差，连朝鲜人都，只得仰赖外购。但在日本的荷兰商人手头也没有那么多火炮，更没有陆战经验足够丰富的军事教官，故而向后方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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