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而刚刚闹过庚子义和团之乱、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强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经费了，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眼神，毅然废止了漕运——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有的改行去闯荡上海滩，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同理，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不仅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全国赋税投进去都不够，而且一旦真打起来，攻也攻不动，守也守不住。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不过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垒，被后金军扫荡得只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钱粮物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只是有几座特别坚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
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代价却是四海骚然、中原大乱，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边军断饷绝粮、纷纷哗变，无数流寇横行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各省，搅得全国动荡不宁。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就该明白明末的朝廷国力，已经根本支撑不起这种堡垒战术了。
既然这种堡垒战术如此糟糕，既浪费钱又没成效，还有巨大的后遗症，为何明廷还硬是要抓着不放呢？
因为它跟漕运一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方便大家伸手贪污！
显而易见，花费巨资搞那么多个根本守不住的工程，对于有关部门来说，真是太适合贪污工程款了——敌人来袭，堡垒陷落，然后被劫掠和拆毁，在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之余，也会将有关人员全部贪污工程款的痕迹给毁灭得干干净净。
所以，只要堡垒修到哪里，腐败就延伸到哪里。那些黑心官儿把堡垒修成豆腐渣工程还是轻的，直接在账单上瞎编一些不存在的据点，专门用来向朝廷骗钱也是常事！反正等到女真兵一来，就是玉石俱焚，一片废墟哪怕朝廷事后想要派人来查账，也无处可查……除此之外，朝廷花名册上的十几万关宁军，分散在二十几处堡垒里，互相无法支援，女真军一旦来扫荡，明军自然是兵败如山倒，死亡溃散无算，一场败仗下来，所有吃空额的痕迹也被消除得干干净净，真应了王在晋的那句话：“食粮则有，临敌则无！”
于是，孙承宗在辽西建立的堡垒群，不但成为了女真人定期组队刷怪、爆出粮草军械的固定补给站，还成了辽西将门每年敲诈朝廷的聚宝盆。更要命的是，辽西将门也是官场老油子，很懂得法不责众和抱团发财的道理，于是就跟漕运一样，自从辽西堡垒群开工之后，从内阁六部到地方大员，不知道多少人都从这里面沾手分肥——朝廷的财政收入几乎都在这里了，凡是有点能耐的家伙，都会想办法从这里捞钱啊！
结果，大明帝国每年砸锅卖铁地往辽西投入五六百万两银子，为此搜刮得天下百姓群起而造反，结果却是养肥了从中枢文官到辽西将门的一大帮吸血鬼、吞金兽，还把辽西将门给养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镇，只肯大把地拿粮饷，不愿意好好打仗，捎带着让女真人抢走大量钱粮和物资，变得一日比一日强壮。
所以，尽管辽西堡垒群把朝廷财政拖得基本崩溃，但从内阁重臣、朝廷六部到参与辽西堡垒群建设的各方势力，当然还有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辽西将门，都不愿意改用王在晋的方略，撤回山海关节省开支，让朝廷喘一口气。因为朝廷一旦花费的少了，他们这些贪官污吏能捞到的好处也就少了。而胆敢强行推行这种策略的家伙，非但会担上“丢弃祖宗之地”的骂名，还会得罪一大堆人，多半连性命都未必能保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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