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如白马过隙，不知不觉都阔别这些年头了！”
徐怀着晋龙泉等人坐下来说话，感慨的说道。
王禀早初就是坚决反对朝廷约盟赤扈伐燕而遭流贬唐州，桐柏山匪乱前后，徐怀对将来局势的判断更为悲观，但绝大多数世人哪里会想得到这些？
桐柏山匪乱剿平之后，晋龙泉还以为天下靖平，他又无意与徐氏在桐柏山里争权夺势，就回到县里想着好好打理家业，却不想短短两三年间天下形势果如徐怀预料的那般陡然直下。
徐怀率部从朔州撤回到桐柏山，负责新置淮源县，晋龙泉那时就决定与唐天德投奔桐柏山众人。
徐怀当时为了扭转将卒地位低微、饱受歧视压制、家属生存艰难等困境，为了筹措足够的养兵之资，在桐柏山强行推广新政，极大“伤害”了大姓宗缙在地方上的利益；徐怀就决定晋龙泉留在泌阳县里，以便随时观察士绅宗缙的动静。
等到建继帝在襄阳登基，又由于新政的缘故，初成势力的楚山在朝中受到士臣群体普遍的抨击与抵制；随着楚山防区逐步扩大到汝、蔡、申三州，受新政侵夺利益的缙绅群体也日益庞大起来，甚至围绕晋庄成等人在朝中拧成一股仇视楚山的派系势力。
晋龙泉也就借着身为晋氏族人的便利，一直潜伏在晋庄成身边。
虽说晋龙泉这些年以潜伏为主，并没有几次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秘密行动，但晋龙泉贴身对晋庄成以及士臣、南阳籍士绅群体的观察，为京襄（楚山）及时正确的判断朝堂局势，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京楚（楚山）这些年能从容应对朝堂各种微妙变化的关键之一。
不过，也因为深藏潜伏的原因，晋龙泉在桐柏山匪乱剿灭之后，这些年都没能有机会与徐怀见上一面。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京襄都不会公开承认晋龙泉乃是京襄暗子，更不会承认逃京之变乃京襄设计打草惊蛇所致。
原计划是晋龙泉留在徐怀身边充当幕职过渡一段时间，但接下来迁都襄阳，整个江淮地区的监司机构及官员队伍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也需要安插一批京襄系的将臣，确保平稳过渡。
晋龙泉虽然没有直接担任过军政主官，但京襄系内部对江淮事务之了解，没有几人比他更甚，在这个节骨眼下，徐怀还是希望他能留在江淮做事。
江淮地区，接下来较为主要的事务，一方面除了江南东路监司需要重新迁回建邺外，徐怀计划对淮西进行拆分，将淮西南部的庐州、舒州、和州并入江南东路，蕲州划入荆湖北路。
淮西北部的寿州、濠州，徐怀想着划出一个独立的战区，设置行营统辖军政事务。
寿濠行营，以邓珪、杨祁业为正副都统制，协同负责淮河中游的守战之事。
而新的江南东路，徐怀属意刘衍出任制置安抚使。
除了原江东路经略使、转运使、提举常平仓使、提点刑狱公事，出任制置副使，协助刘衍分执帅司、漕司、宪司、仓司等事外，董成也将以制置副使出知建邺府事。
与大越以往想尽一切办法限制监司权柄、使诸监司之间相互制衡不同，徐怀则想着尽可能扩大路一级的权力。
即便暂时还不宜直接推出行省制，一正使五副使的配置，也足以令制置安抚使司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地方。
相应的，中枢也将减少对州县一级的直接干涉；下一步除了核心州，如庐州、宣州等升格为府外，普通州县的主政官员及核心吏职，考核、升擢等事都将划归制置安抚司直接负责，中枢吏部不再干涉。
说白了，将来倘若想要将包括河湟、河陇、燕云、吐蕃、西域、漠南、辽东等地，都纳入帝国的版图，没有足够强势的路或行省一级常驻军政机构，如何去有效的治理、管控？
事事都将权柄收归中枢，州县重要事务都需要在禀报中枢后才能施行，大越以往疆域较小，还能勉强维持，但等到帝国的疆域扩大三四倍，到时候又受限于当世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施政效率将低到何等地步？
江南东路除了辖域即将扩大近半，除了需要处置旧都种种遗留问题，兼理长江中游的防务外，还需要对长江以北的庐州、舒州、和州等地进行清田屯种。
为保证政局的平稳过渡，清田等事暂时不会涉及长江以南区域，但两次淮南会战，除了寿州、濠州等地备受摧残，淮西南部诸州县，人口流失也异常严重。
对于有底子可查、可追溯的耕地宅院，徐怀不会去动，会尽可能协助旧主还归淮西，但对旧主罹难于战难的田宅，以及以往为宗族缙绅侵占河滩、溪湖、山林所新开垦或逃避税赋未录田册的田地，徐怀则不会手软了，更不会坐视建邺等地官员士绅肆无忌惮的伸手过来圈占。
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生产亟待恢复，另一方面长江以南滞留那么多的流民，需要有足够多的官田进行安置。
将流民陆续迁往长江以北诸州县进行安置，不仅能从根子上消除长江以南地区的治安隐患，能为捉襟见肘的中枢岁入提供大量的收入，还能为后续的战事源源不断提供士气昂扬的兵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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