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柏林城郊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是老式的德国建筑。张然、张婧初和翻译小王从车上下来，来到房门前，信手按响了门铃。
这里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厄休拉在中国出生，南京沦陷前几个月，她还到过南京，当时她只有六岁。当初张纯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
房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张然笑着招呼道：“张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孙子，我叫阿尔伯特，快进来吧！”
“谢谢！”张然微微欠身，跟阿尔伯特走进房里；张婧初和小王也都走进了房间。
走进客厅，阿尔伯特大声道：“祖母，中国来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听到中国来的客人到了，站了起来，老太太将近八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
张然赶紧上前，客客气气地问好：“莱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蔼地招呼道：“来来，坐下说话！”
在坐下的同时，张然打量一下房间，陈设比较简单，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间里张然看到了两只中国花瓶，一问才知道，是当初拉贝从南京带回去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纳粹党员，丢了工作，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中国带到德国的工艺品都卖掉了，只有几个花瓶，还有餐具、箱子留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阵，厄休拉开始给张然他们讲《拉贝日记》的事。在拉贝去世10年后，拉贝的妻子在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想交给厄休拉。当时厄休拉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厄休拉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张纯如在整理大屠杀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息，38年2月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在离开前拉贝曾向大家保证，要把东瀛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要见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贝离开后，却从此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张纯如相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测，决定查清真相。
经过努力，张纯如与拉贝的后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厄休拉通信。通过与厄休拉的书信往来，张纯如才知道拉贝回国后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却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拉贝被保释了出来，却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在通信中，张纯如还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拉贝的日记保存下来了，她马上劝说厄休拉把日记发表出来。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就从舅舅那里借来，亲自读一读。然而，内容的可怕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都无法摆脱那种恐惧的心情。”
张然明白那种心情：“我也是这样，每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几天之内整个人都处在特别低落的情绪中。你看过日记后，就决定发表了吗？”
“没有。”厄休拉看了看张然，解释道，“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希特勒和纳粹十分信任，有时甚至到了颂扬的程度，担心公开发表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张然马上道：“那不是拉贝先生的错，纳粹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在中国，并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纳粹党的成员就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听到张然这么说很高兴：“是的，当然加入纳粹党在德国是普遍现象，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会招来麻烦。张纯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诉我，直到今天在东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非常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否认大屠杀，觉得必须把日记发表出来，告诉全世界真相，我就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张然点了点头，其实不只在东瀛，在中国也有一批收了东瀛资金的专家学者，以及不收钱的精日，在网上变着花样的为东瀛人洗地。
厄休拉继续讲《拉贝日记》发掘的经过，在她的请求下，她舅舅把拉贝写的关于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日记交给了她。返回柏林后，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将影印件寄给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记的内容后知道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厄休拉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立即赶往德国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纽约。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发布会，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给他的拉贝日记复印件。这次冠名为“南京的辛德勒”的发布会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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