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的故事，得益于女王剧院版本的戏剧，广为流传，耳熟能详；但是，原着小说的细节却已经渐渐流失在口口相传之中，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故事轮廓，还有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
毋庸置疑，这是商业推广的一次胜利；但同时，这也是文学艺术的一次没落。今天，阿尔梅达剧院就展现了狂妄大胆的魄力，真正地重新展现了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浮世绘。
第一幕故事，在女王剧院版本之中，只有不到二十分钟；而在电影里，更是浓缩成为十四分钟的片段，以冉-阿让作为绝对主角，串联起故事脉络和剧情发展。此时，阿尔梅达剧院则用了整整四十分钟，笔墨恢弘地呈现出了整个故事。
冉-阿让是一个诚实勤恳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七个可怜的孩子，但有一年冬天，他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让孩子饿死，他铤而走险地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服刑期间，冉-阿让不堪忍受狱中之苦，前后四次逃跑，却始终没有能够成功，并且与沙威站在了道德和法律的对立面。
出生于监狱之中的沙威，他是犯人的后代，为了洗刷自己血统所带来的耻辱，他成为了法律和秩序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即使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腐朽而落后，即使他发现了法律的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眼中后果，但脑子里的偏执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传统旧势力这一边，维护着社会的病态和摇摇欲坠的系统。
在沙威的压迫之下，冉-阿让的刑罚从五年加到了十九年，而且还打上了无法磨灭的苦役犯烙印。即使后来冉-阿让成功假释出狱，却找不到工作，就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就算是同样做苦工，假释犯的报酬也只有别人的一半。
不甘心被人如此欺负的冉-阿让感到十分苦恼，正在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遇到了米里哀主教。米里哀主教是一位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对社会依旧抱有一丝美好的希望，他好心收留冉-阿让，让他在自己家里过夜。
但，走投无路的冉-阿让却为了生计，偷走了主教的银器，准备潜逃。在逃跑途中，冉-阿让再次被警/察抓住，扭送回来；关键时刻，米里哀主教却声称银器不是冉-阿让所偷，而是自己送给他的，并且连同银烛台也一起赠送给他，就这样使得冉-阿让免于牢狱之灾。
面对这一位主教的宽厚和仁爱，冉-阿让受到感化，获得了新生的勇气，决心从此去恶从善。
在原着小说之中，维克多-雨果使用了足足四卷篇章，呈现出了冉-阿让蜕变的第一阶段，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今天，在阿尔梅达剧院之中，整个故事围绕着冉-阿让、沙威和米里哀主教三个角色展开，大气恢弘地呈现出了原着的精髓，并且注入了自己的反思和探索。
阿尔梅达剧院版本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在第一幕之中，削弱了冉-阿让的戏份，更加生动而饱满地勾勒出沙威和米里哀主教两个角色。
沙威所代表的是病态的守旧者；而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则是坚定的信仰者。
女王剧院版本之中，两个角色都在第一幕之中沦为了串联剧情的配角，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冉-阿让的个人史诗，就好像“角斗士”那部电影一般；而阿尔梅达剧院版本之中，两个角色与冉-阿让构成了铁三角，呈现出了社会的人生百态，恢弘气势，洋洋洒洒。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减少戏份之后的冉-阿让不仅没有光芒黯淡，反而更加鲜明起来：
在守旧势力的压迫和追逐之下，冉-阿让从勤劳诚恳的工人沦为了犯罪者，并且渐渐滑向罪恶的深渊，没有安身之地；却在信仰希望的牵引之下，剥开了腐朽溃烂的社会残渣，重新捕捉到了一丝希望，洗心革面，再次回到原本的轨道上来。
每个人都知道，历史上，巴黎人民起义爆发了，最后推动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现在，观众在冉-阿让身上，初步窥见了未来的历史脉络，无疑，这就是阿尔梅达剧院版本的成功之处。
更重要的是——
“这些实力出众的演员，约翰-科德到底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又是如何调教成功的？”
阿里斯泰尔-史密斯的眼底深处流露出了一丝盎然兴致。对于伦敦西区来说，一出开拓创新的剧目和一群具有实力的新星，这是同等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艺术创作，也意味着未来发展。
在第一幕之中，埃兹拉-米勒饰演的沙威，稍显稚嫩。他的优势在于身段，劣势在于唱段，而且整个表演节奏和力度，在其他两位演员的对比之下，偶尔微微显得过火，偶尔则稍稍显得不足，对于追求完美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客观来说，并不影响观看效果。
因为埃兹拉的邪魅和癫狂，为沙威注入了一丝与众不同的偏执，黑暗气质的扭曲迸发出了全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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