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说，军委会的调令电文并不应该让只是一个小小军长的孙玉民知道，可在老蒋的授意下，一封封的电文在发给调防部队的同时，也发给了已经身在株洲的孙玉民，看到老蒋果真按照自己的设想，调整和布署着部队，他不由得信心大增，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事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半握。
就在国军这边加紧备战的同时，阿南惟几也在做着进攻的准备。
此时的十一军虽然仍然是日军唯一的一支野战部队，可是所受待遇早已经不是从前相比。
由于日军大本营按照明治时期以来遗留的传统，把陆军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实际的目标却指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攻取东南亚。因此，现实中的日军主战场中国战线，兵力和实际上的战力，都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
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所谓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一直为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虽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第11军得到的弹药和兵力补充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却大为减少，甚至只有1938年武汉会战的一半，这无疑限制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总数不足十二万的日军十一军主力，此次能被阿南惟几调用攻击长沙的，实际上仍只有第三、六和第四十师团，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国军包含着两大王牌主力，孙玉民的十二军和王耀武七十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三十七个精锐师，足足三十余万人。
阿南惟几作为畑俊六的老部下，他手上的兵力虽然是捉襟见肘，可并没有一味地寻求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全力支持，唯一的要求还只是让畑俊六把原本助攻的第三飞行团换成了第一飞行团。
阿南惟几备战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动荡也逐步加剧。原因在于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以少壮鹰派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十分的眼红，迫使日军大本营南进的心情，也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调遣优势兵力全力向东南亚扩张，并且“不惜与英美一战”。
为了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文麿展开了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决定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统一策略，摆脱松冈洋右，近卫文麿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此后不久的1941年7月18日，近卫文麿重新组成第三届内阁，原班人马只换了一个，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冈洋右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可仍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于是，在9月6日召开的新一轮“御前会议”上，近卫文麿面对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部分内阁成员逼宫，不得不作出妥协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就是这个决议，它成了套在近卫内阁脖子上的绞索，同时也决定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命运。
到了10月份，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而近卫文麿却认为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由于东条英机等人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于10月16日宣布解散。
近卫内阁跨台以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奉昭和天皇裕仁之命组建新的内阁。他接任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同一天，司令部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突然发动了对香港的攻击，驻守香港的英国军队仓促应敌，可哪里是日军的对手，短短的一日内就向伦敦发去了好些封告急电报。日军攻击香港的次日，老蒋也跟随着罗斯福的步点，在重庆发布了对日宣战的声明，这是浴血抗战了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国民政府首次正式的对日宣战。老蒋在新闻发布会上临时作出决定，从九战区抽调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沿粤汉线南下，攻击华南重镇广州，以解香港之围。
对于老蒋在众记者面前的临时起意，陈布雷当时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当会后他随同老蒋回到那间大办公室时，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当即就“咦”出了声。
“怎么了，彦及？”老蒋今天心情十分好，窝囊了好几年，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自然会很高兴，脸上的喜悦一直未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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