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稍微有一点胆识的人，他获得的资源就比这些人更多，于是他面对抉择的时候加在‘维持现状’这一侧的砝码就比那些完全没有胆识的人要更多，这砝码甚至可能超过了他拥有的胆识，迫使他安于现状。而胆子越大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获得的就越多，就越难以放弃现在。于是这个社会金字塔就稳了。”
林有德盯着腓特烈九世，这一次水手国王认真的听着林有德的话。
于是林有德继续说：“当然这个模型非常理想化，在现实社会中完全不可能实现。”
“那您还费这么多时间来跟我讲这些？”腓特烈九世这时候一副无奈的表情插进来，“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有什么关注的价值？”
“当然有，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也没有办法观测到一个完全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但伽利略提出的理想模型还是有价值的。这些理想化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社会运转的原理。现实世界中，很多有才能的人会明珠暗投，才华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发挥，而有些人则被高估，然后被放到了他本不应该达到的高位上，这些情况在现实中都非常的常见。但是，如果您站在全局的角度上看，就会发现当一个处于稳定时期的社会，肯定多数人都位于合适的位置上，而一个中的社会，肯定有许多有才能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位置，所以他们才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取得这些位置。
“当然，有些时候一些突发的事件也会让某些本来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的人在野心的推动下去争取更大的财富和权力，这是因为那些突发事情让他们面对的风险减小了，这使得他们在抉择的时候更加偏向于冒险。比如当年瑞典从丹麦的控制下独立，那时候你们的神姬已经很老了，处于虚弱的状态，而你们偏偏又处决了八十名瑞典贵族激起了瑞典人的民族感。于是本来就占有很多财富和权力的大贵族古斯塔夫?瓦萨就起来占领了斯德哥尔摩，成了瑞典王国的第一位国王。”
也许是因为戳到了丹麦的痛处，腓特烈九世的表情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他显然辩论的兴致正高，所以高声反问林有德：“您是不是打算告诉我，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王朝更迭和社会变迁都是这样发生的？”
“不，这只能解释那些不在社会转型期时代发生的动荡。”林有德完全无视了腓特烈的表情，继续说道，“而当社会进入转型期的时候，另一大要素生产力就会加入到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列中来，并且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要知道，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人类总是想方设法的提高生产效率。奴隶制时代，因为农具和农业知识的缺乏，只有大规模的密集的在田里使用劳动力，才能获得比较丰厚的收入，奴隶制时代奴隶制是最高效的生产形式。可当铁质农具普及，一个人能照料的田地面积大大增加了，于是封建时代就到来了。
“人类社会的所有改革，其实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生产力需求而已。而当生产力导致的社会变革逼近的时候，如果社会处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那么变革就会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发生。因为这种时候上层部的人往往都是有能力和远见的人，他们会预见到改革的到来，并且主动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会资源来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绝对优势的力量碾碎反改革的势力。”
如果在他原来的时空，他一定会拿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各国的变法说事。当时激烈的诸侯兼并战争使得各国的高层都是较为有能力的人，由无能人治理的国家要么成为无关紧要的附庸小国要么干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过程就比较温和——虽然当时整个中国战乱不断，但如果只观察各诸侯国国内的话，就会发现改革进行得都较为顺利，远没有后来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时那么“激情”。
当时被取代的奴隶主阶级确实也反抗了，在秦国他们甚至干死了商鞅这个变法的代表人物，但总的来说，他们掀起的水花和后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导致的种种动荡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这个时空的战国时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有德不能拿来做论据，不过好在他有个对欧洲人来说更加熟悉的例子。
“举例来说，当社会从封建制度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时候，”林有德说出资本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奇特，因为在这个时空资本主义是他的“原创”词，“英国正处在贤明的玛丽一世女王的领导下，所以玫瑰战争最终以较为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之后的光荣革命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流血战争。”
林有德所说的这一段历史，是这个时空英国历史和上个时空最不同的地方。
“在玛丽一世的强权下，改革得到推行，英国社会渐渐改变成适应机械化生产的形态，虽然玛丽一世的改革留下了很多弊端，但毕竟资本主义获得了生长的土壤。而与此相应的是，一海之隔的法国，国王沉迷于手工制作，身为皇后的第一神姬约瑟芬?约翰娜?哈布斯堡根本没有通过学习掌握足够的知识，完全无法预见到改革的必要性。总而言之，当时的法国高层大多数都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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