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多年后，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转制，大量的国有企业都变成了个人的私企，让很多职工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是国家想要的结果吗？当然不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十年后，很多国企已经到了不得不卖的程度，即便不私有化，国家也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起死回生，也不能让那些职工过上好日子，不放弃也得放弃。
那个时候，国企和企业私营业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国企是处在劣势，私营业者反而占据主动，你卖不卖？不卖你就自己管那些员工的工资吧，要是卖，那就得听我的，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在这一时期，很多企业都是贱卖到了个人手里，当然，这其中也有着很多腐.败的行为，但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没有能力来承担企业了。
这个结果就让很多员工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他们只得到了不多的补偿就沦为了失业者，而且也没有人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只能放任自流。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形势就很不同，这种危机还没有显现出来，在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和企业这一方是占优势的，他可以站在员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通过一定手段来制约私营业者。
而且这个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不像十年后一下子大规模爆发，那时，即便是国家有心也无力了。
举个例子，就好比一个人得了病，最初的时候只需要吃药就能治好，但要是这个人没有发现病症，或者认为时间久了病就可以自行痊愈，故此对疾病视而不见，等到病入膏肓之时那就不是吃药就能解决的了，到了这个时候只能手术把毒瘤拿出来，这个过程当然是非常痛苦，即便最后治好也是元气大伤，一时半会也恢复不过来。
国营企业现在就是如此，在八四年已经显露出了病态，国家也有所发现，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还在是否要私有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等到了发现不私有化不行之时，那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只能采用“手术”这种极端做法，或是破产或是把这些“负担”甩给私人，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企业的员工利益已经无法顾及。
那个时候，虽然国家也想方设法让他们再就业，可是一下子那么多工人涌入市场，再加上他们一辈子在工厂做工，没有经过任何其他工种的培训，你让他们如何生活？
既然历史无法避免，何不提前着手，在这些企业刚刚“得病”的时候就开始循序渐进的进行医治，或许这样做就能在未来最大程度的改变这些老百姓的命运，这就是刘琅的想法。
刘琅这个办法果然引起了吴荷教授的。
“嗯，国家和寻求私有化的企业主共同联手承担职工的问题，国家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而这也是那些私有化者所承担的义务；职工以养老金的形式参股，这也会让私有化者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压榨员工………刘琅，你的这个办法可真是一种创新，起码在现有形势上可以兼顾多方利益，非常好，非常好！”
吴荷站起身来激动地走来走去，这样的办法他可想不出来。
吴荷当然想不出来，这可是国家经过了三十多年痛和苦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也只是一种设想，毕竟在那个时候九成以上的小型企业已经变成了私企，有的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倒闭，有的则是一飞冲天，成为了国家的骄傲，这种在改革初期就多管齐下的模式也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中，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但在这一世，刘琅终于有机会了。
“刘琅，我的团队正在为国家领导们制定一个改革方案，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非常有价值，完全可以写进去！”
吴荷拍了下手说道。
“吴教授，你可以先建议国家在小范围内搞一下，比如首都风扇三厂，就是替我们华夏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代工的那个厂子，这个厂子就是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他们完全可以做为试点企业。
还有粤省一家名为三水思江啤酒厂的企业，我和他们厂长认识，这家厂子也是负债累累快要活不下去了。
这样的厂子做为示范单位，国家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像那些效益好的企业暂时就不要动了，国家也不会同意，等在过三四年的时间，我相信在它们之间就会有明显的差别，是好是坏便一目了然了。”
“嗯，你说得很对，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一方面是频临破产的私有化企业，一方面则是效益不错的国有或者集体企业，如果几年后私有化企业的发展反而超过了对手，这就说明问题了………哦，刘琅，难道你这个想法就是从这两家企业身上得来的吗？”
吴荷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刘琅写了小岛经济学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这些书籍而有所感，那么刚才这个提议可就不是看这些书才能想到的了，这需要有对国家企业最敏锐的观察力，绝非在书本上就能学到的，看来正是刘琅与这几家企业接触后才有了这个提议，如此悟性，别说是吴荷自己了，就是那些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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