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军队是不负责打仗的，他们称之为漕卒、舟卒、纲卒、运卒、运兵、挽舟卒等名字。由于宋朝皇帝很乐意养兵，早在宋太祖时代，就将扩军看做是一种政治智慧，每每发生灾荒之后，就招大量流民当兵，以免流民变乱。这些军队基本上不可能打仗，却代代相传，滋生了庞大的地方厢军群体，漕卒也是这样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些冗兵的生计，又不断鼓励官府纲运只雇佣漕卒，渐渐官府纲运中，漕卒比例越来越高，最高的时候高达七成以上。
不过宋代经济发展更快，乃至渐渐的漕卒不够用了，大量民间雇工又登上了漕船。到了仁宗时期，发展到每艘漕船上，往往只有一两个漕卒，其他都是民夫的情况。
同时这种纲运形式，也被民间借用和改进。一些商人也组建船队，雇佣民夫纲运。官府不但不限制，还大肆鼓励。在宋朝以前，是没人愿意长途贩卖粮食的，商场有箴言，叫“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将粮食运输千里贩卖，在宋代以前是不可能盈利的，因此唐代的漕运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商品粮贸易成为一项大买卖，政府又比较鼓励民间，采取减税等方式支持，苏轼更是提出“法不税五谷”概念。
到了宋徽宗时代，军人在漕运中的比例又一次增加，因为蔡京改革漕运法，执行直运政策，漕粮从产地到京城，中间不能停运，必须直达京城，这是担心一些纲吏、漕卒夹带，甚至有的纲吏根本不在产地贩粮，而是装着其他货物，官府漕船没人征税，他们将货物运到京城，就地采购粮食交差，能赚一大笔钱。
直运的行为，让许多来百姓不在愿意做这种工作，因为沿着运河的老百姓，许多都是临时性的纤夫，季节性的雇工。而直运，从产地直达京城，往往要在产地雇佣工人，经年累月的背井离乡，于是只有那些不会种地，祖祖辈辈从事漕运的漕卒群体才愿意接受这种工作。
宋徽宗时期，巨大的运量，也催生了大量漕卒群体。他们居住在各地的运河沿线，以漕运为生，别的什么都不会干。而金兵南侵，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大量漕卒失业，这些人只会做漕运，加上稍微有一些军事经验，常年跟土匪打交道，于是当扬州开始出现需要保护下的押运生意时，这些人成了最好的雇员，大量投入了武装押运这个行当。
但最早的押运纲队，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浙江一带过来的，纲首这个名字也是他们带过来的。因为纲首并不是纲运名词，而是海贸名词。
北宋海贸借鉴了漕运经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成群结队出海，不局限于十艘，三两艘也称作纲，而负责押运的保镖头子，就被称作纲首。在江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工作链，船上水员分为船首、火长、碇手、水手等的严密分工，当然也包括纲首。相对于这些分工，一个船主雇佣一个纲首，或者几艘船合伙雇佣一个纲首。这些纲首手下聚集起了固定的不怕死的武夫，他们出海后，跟海盗战斗，或者他们也变身海盗，抢劫其他船队的财物。总之十分悍勇。
最早的一批纲首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从杭州押送货物到危险的扬州，结果听说杭州被攻陷了，就只能流落扬州。他们只会敢水上押送这种活，因此慢慢开始在扬州接活，普通镖局怕金军游骑，他们不怕。当然早期一批纲首队伍死的很惨，海上的好汉在陆地上，真的打不过那群游牧骑兵。但他们学的很快，开始雇佣骑兵。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佣金太高，值得玩命。
早期往往是受雇于一些富豪权贵，帮着他们逃难，只要从扬州护送一个富豪过了江，能赚到几千贯钱，有的是亡命徒愿意干。但这种生意一直很少，只有少数人在做，而且也大多假托镖局之名。
直到李慢侯第一次打退金兵之后，扬州成功避免了战火，不但没有被摧毁，还随着难民的涌入，成为清末租界那样的畸形繁荣之地，城外战火连天，租界内灯红酒绿。扬州几乎成为周边唯一的安全区，甚至慢慢被认为比江南还安全，连建康、镇江的一些富人都开始往扬州避难。金兵过江之后，长江天险就不再是人们心里的安全防线，他们只能选择相信公主避难的扬州，相信扬州的城墙和扬州的军队。
在跟金军的封锁与反封锁较量中，李慢侯找到了对抗的方式，这些纲队也找到了。甚至直接学习军队的做法，采用步骑船协同的方式，武装护送纲船。不过他们这些民间纲队，规模都很小，一纲往往就二三十艘船，甚至更小。
李慢侯怀疑他从瓜州返回的时候，被以前金兵袭击，恐怕就是这些金兵把他当成了民间纲队，想抢劫财物呢。这些纲队可肥的流油，敢在金军肆虐的战区武装押运的货物，不可能不值钱。此时贩粮肯定是赔的，但通州的食盐，江南的丝绸，四川的战马，还是很值得押运的，押运一趟少则千贯，多则万贯的收益，很是让一大批亡命徒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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