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打着公益的旗号，公所不收钱，声称只是便利商民，让官府想打击都找不到目标，想插手都找不到方向。甚至大量官员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公益的机构，将其跟蔡京开创的漏泽园等公益系统相提并论。而官员作为富人群体中最显赫的一批人，他们也在大量使用这个系统赚钱。将他们的信用也投入到了公所平台上，从汇兑业务中分一杯羹。
同样的，公所的短期贷款业务，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私人受益。以前有现金的富人，大多放高利贷。现在没现金的，有资产的就可以为别人进行担保，然后从中受益。一艘海船靠岸，一船的舶来品价格高昂，买主有吃下的能力和销售的渠道，只是临时资金紧张，于是求助于一个、两个或者一群公所的牙商。牙商们开出一张他们资产可以冲抵的票据给海商，海商从公所的公账中领出现金，或者直接汇兑到海商的家乡。买主逐步回笼资金，还给公所的牙商，牙商则拿走他们可以获取的利润后，将本金归还给公所。
公所认证的牙商，其实已经是一群现代银行经理人，甚至就是一群现代银行。
而公所则是一个平台，类似央行，又不同于央行。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产物，李慢侯也不知道叫什么。但他发现带有某种欧洲早期银行的味道，欧洲早期银行，经营汇兑业务的时候，其实也不可能像现代银行那样电汇，很多银行都只是本地经营的家族银行，为了将资金汇兑到外地，他们选择的是合伙人制度，在其他城市选择可靠的合伙人，合伙人银行之间进行资金转移，帮助客户汇兑资金。
公所系统汇兑，靠的不是一个个互相有姻亲关系或者家族血缘关系的合伙人，而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富人，互相之间甚至不认识，而是靠公所进行认证，将资产抵押在公所，从而获得信用。因此这个体系，比欧洲的合伙银行要大的多，这不是李慢侯有意的创新，他只不过加以引导和支持罢了，主要是跟他有资金往来的大量富商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早期是一些江南丝商在李慢侯和公主府之间转移资金，发现方便安全之后，愿意出一点汇水，渐渐的大量商人开始使用李慢侯和公主之间的渠道，资金往来的数量越来越大，李慢侯和公主两方都吃不下，开始邀请海州、扬州和杭州两地的其他富人加入，这个系统就越来越大，李慢侯设计了规范化的制度，形成了现在的淮海公所。
由于公所开设在一个地方，吸引一批当地富人，相当于将当地富人的信用注入公所，也将当地大量需要流通的现金吸纳进入公所账上，所以李慢侯发现，他随时可以从这里借到超过千万贯的应急资金，而且利息极低。这就相当于一个金融市场，他甚至可以在公所发行债券，因为作为淮海公所的建立者，他自身的信用就极高。
动一点心思，让公所开始盈利，比如从汇兑中收取小比例的抽成，从贷款中收取小比例的分红，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个信用体系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那样就更像一个银行，而不仅仅是平台了。
可换一种思路，公所可以调节经济系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央行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的央行设立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构建起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
所以李慢侯才一直小心呵护着公所成长，没有去从中取利。宋朝的金融系统是先进的，因为已经大规模使用纸币，而且离不开纸币，可同时又是混乱的，因为官府肆无忌惮的印刷纸币，信用几乎一直在破产边缘挣扎。
李慢侯之所以重视扬州，就是因为扬州已经是江北金融中心，他在哪里印刷有粮食做担保的粮票和食盐做担保的盐票，目前已经在长江两岸流通，在江北已经让官府的钱引不被接受。李慢侯已经开始尝试，将粮票、盐票通过公所系统，推广到江南腹地，进一步蚕食那滥发的钱引的领域。
可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会遭到朝廷对公所系统的打击，因为赵鼎试图对粮票和盐票动手了。他是通过户部尚书晏孝广进行试探的，他说扬州印刷的那些藩票，大量流通到江南，此时还不是通过公所系统，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许多沿江商人愿意持有。
官府无法限制私人持有，但可以通过权力打击印刷。
李慢侯让晏孝广强硬的顶了回去，告诉赵鼎说，粮票是当年为了从老百姓手里把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坚壁清野，以免落入女真人之手，给上交粮食的老百姓发的凭据。现在江北大量藩镇都有这种坚壁清野系统，坚城中大量建造粮库，储存乡村送交的粮食，如果贸然废弃粮票，老百姓不会在把粮食送到城里，一旦金兵南下，他们就能畅通无阻，因为一路上都能找到粮食。
至于盐票，晏孝广更是表示，目前朝廷已经可以从江北盐场每年得到五百万贯盐税，贸然改动，担心影响这笔收益。
不管是让金军拥有长驱直入能力带来的威胁，还是五百万贯收益带来的利益，都是赵鼎不敢触碰的，很容易把他这个宰相碰倒！
于是李慢侯不但扳回一成，而且决定趁机大举反击，将粮票、盐票注入公所系统。
注入的方式，经过他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有了基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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