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子“君临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一句，担心再度引发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饶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郑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为与士大夫治下，非与百姓治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郑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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