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见贺惟贤以为甘麻剌等人杀伯颜的理由不够充分，又转而猜测是不是入卫的宗王们要杀其。贺惟贤又以为宗王们虽然在封地调配上对伯颜有意见，但是还不足以让他们有胆去刺杀一位在东道诸王中甚有威信，令西道诸王胆寒的勇略之士。
这时真金又猜测是皇后主导了此事，因为在立储和处理汪氏的问题上，两方意见向左，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而他想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现在得到的消息是铁穆耳从临安出逃，南朝对此十分愤怒，正在全力缉捕。在其身死未知的情况下，皇后杀伯颜并没有任何意义。
贺惟贤在旁安静的听着真金自说自话，心中暗叹其并非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早就知道南朝要除掉伯颜的计划，而他也参与其中，但是承担的任务就是在真金面前说些模棱两可的‘小话’，并没有受命出手直接干掉伯颜。
所以贺惟贤心里清楚自己只是这个计划中的一环，肯定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至于是谁他不敢问，也不想知道，那样自己南朝奸细的身份就多一个人知道，危险也就增加几分。所以他笃信伯颜之死与南朝小皇帝脱不了干系。
但以现在的情形看，贺惟贤以为也非是南朝直接遣人刺杀的，因为这里毕竟是蒙元京畿腹地。而伯颜带的侍卫虽然不多，可也皆是精锐效死之士。以他目前知道的情况，伯颜一行人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屠戮殆尽的，这非是几十人可以做到的，刺杀者出动的人手肯定是数倍于其的。
再以刺杀者的手段看，他们能潜伏在伯颜必经之路上而不被察觉，除了其大意之外，恐怕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驻扎在京郊外的军队除了侍卫亲军和入卫的宗王军，还有就是诸王的投下亲军。那么刺杀者就不言而明，除了甘麻剌和皇后，只有他们能不通过枢密院调动自己的亲军，但最大的疑凶其实就是皇后。
所以他以为伯颜是死在了南朝小皇帝的阴谋，朝中各方势力的争斗及皇后之手。不过贺惟贤以为真正害死伯颜的其实是真金，正是他的软弱和猜忌，使得朝中动荡，导致各方势力内斗不止，使南朝有机可乘，让朝中有人铤而走险，使伯颜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
贺惟贤作为怯薛的一份子长期在宫中供职，对真金还是有所了解的，认为其不适合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真金临事看似喜纳群言，其实却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说白了，他没有做决断的魄力，而是习惯用书本上讲道理的方法去做事。
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这样做有一番道理，那样做也有一番道理。真金以所谓“中庸之法”治国，自以为容易讨好，让朝中两派都为己所用，实际上导致汉法派不信任他，宗王派也不喜欢他。
真金在继位之初，靠着伯颜的辅助及身边的汉臣的支持稳定中原，又许以重金安抚诸王，又以伯颜镇压了西北叛王，才得以稳定了朝局。但南朝此时势如破竹，在江南战场上连连取得了胜利，迫使真金不得不与南朝议和，划长江而治。
在国内稍稍趋于稳定后，朝中对南朝用兵的论调再起。因为南朝此次做的太过分了，凡还是有些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实际上，当时朝中多数人，包括真金和伯颜在内，都是主战的。不仅是因为失去了江南这个钱袋子，而且以为南朝过去在蒙元面前只有卑躬屈膝当孙子的份儿，现在居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实在让人受不了。
于是在朝野一片主战的声音中，伯颜奉旨前往两淮地区主持河南和山东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南朝用兵。伯颜赴任后也是积极调兵遣将，整顿兵马，欲择机再下江南。但是在先后爆发了泰州和六安两次较大的冲突，及水军在海上被歼之后，伯颜意识到当下蒙元已非南朝的敌手，从而由主战转为主和，军事上由进攻转为防御。
贺惟贤还记的，在伯颜思想发生转变后，在朝中引起一片哗然。彼时真金在经济压力下启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这时那些汉臣不但纷纷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要带兵请缨出战。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恳求大汗让他出征。
现在想来，贺惟贤觉得就是个笑话。但彼时却非如此，他出身汉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难看到汉臣们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而李谦等清流派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蒙元当下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南朝这样的曾被灭国者低头，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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