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看罢折子，并没有立刻说话，而是陷入沉思。其所奏用现代市场经济学来审视，乃是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的归市场，道德的归道德，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救荒本是官府的义务，以道德为说辞、以政策为准绳，强迫粮商和富户低价卖粮，看似是在做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实际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不过在赵昺看来这种思维并非现代社会才有，因为他记的这种意识早已见于《吕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现代人也耳熟能详，说的是：鲁国出台一项政策，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赎身，可以用赎身凭据去官府报销拿钱。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给奴隶赎了身，却不去官府拿钱。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
圣人以为该拿的钱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实则破坏了政策定下的契约。有子贡这种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给奴隶赎身时，就难免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报销拿钱，会面临遭到鄙视的道德压力；不去报销，又会面临损失金钱的经济压力。为逃离这种两难，他们的选择将会是不赎人。流落在外的鲁国奴隶的命运，也就随之变得更糟。
赵昺知道以一些古人的做法，这则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将政策契约人为抬高至道德高度，变成一种道德压力，往往并不可取，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麻烦。与孔子反对子贡不去报销，本质是相似的，都是基于对世情的深切洞察。
而由官府为粮商的运米船指定具体的销售地点，运米船经过税关时上报前往何地，抵达指定地点后找当地官府盖章，再拿盖了章的文件给税关核查。朝廷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奸商偷运它处，漫无稽查”。但是这么做可能会导致粮商无利可图，从而由积极变成了消极。
“汝提出的此议，可知会让朝廷陷入被动，被摘指为赈灾不利，视民如草芥。而朕也会遭到众臣的弹劾，受到万民的指责。汝此举是将朕和朝廷放在火上烤，到底是何居心！”赵昺抬眼看看静立阶前的张颂突然拍案冷声道。
“陛下，微臣不敢！”张颂却只是愣了下，面不改色地施礼道，“陛下，朝廷放开限制，由商贾运粮进入灾区，看似朝廷救灾不利，其实却有利于平息粮价，且又使得朝廷剩下运粮的开支，实是利国利民之举！”
“若是朝廷不尽快运粮进入灾区，限制粮价，任由粮商囤货居奇，抬高粮价，会有多少灾民因为食不果腹，被迫离乡，届时流民涌向临近州县，从而引发动乱，这难道就是汝所言的利国利民吗？”赵昺厉声呵斥道。
“陛下，请听微臣详禀！”张颂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不悦而胆怯，拱手言道，“本朝自重新收复江南以来，风调雨顺，粮食丰产。去岁又是丰年，官仓丰盈，常平仓有余，乡里已建起义仓。而两淮新收之地，经过朝廷年余的经营，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虽比不上江南丰足，但也自给有余！”
“因此我朝当下并非缺粮，如今蝗灾初发，也仅是几个州府，周边并未发现灾情。一旦成灾，粮食涨价，临近州县的粮商便会闻声而至。而我朝水路通达，交通便利，稍后江南粮商也会纷至沓来，大量粮食的涌入，粮价就会得到抑制。这比之朝廷从各处粮仓调粮，要有效的多！”
“此外，朝廷免去了两淮大部州府的税赋，并出资为移民建屋，购置农具，发放补贴，田中产出皆归百姓。因而百姓并非所想的那样贫苦，家中还有余粮，手中亦有余钱，足以应对粮价短期的波动。只要朝廷对赤贫者加以赈济，就不会形成流民潮，导致动乱。”
“听着却有些道理，但是只凭你一言，又怎能取信于人！”赵昺微微颔首，他知道其作出的判断是基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粮食总量比较充裕，商业信息的传播比较充分及发达的漕运体系而言。而这也是事实，他心中已经有了计较，可还想试探一下。
“禀陛下，此策并非臣异想天开，而是早有先例。”张颂再答道，“早在前唐卢坦治理宣州时，江淮大旱，导致米价大涨，有人劝卢坦用政策压制米价，卢坦回应说：宣州本地产米不足，主要靠外地运米进来，如果压制米价，米商就不会运米进来了，如此，市场上无米可卖，米价低又有何用？而不压制米价的结果，是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
“且本朝范公文正知杭州时逢当地出现饥荒，市场谷价涨至每斗百二十文，其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限制粮价，反将粮价提升至每斗百八十文，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粮食源源而来，市场粮价也随之下落；另包公孝肃知庐州时，当地发生饥荒，其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绝非微臣胡言乱语！”
“赐座！”赵昺听罢，脸色一缓笑笑道，“看来汝在临安待罪年余，并非是蹉跎岁月，荒废了时光，还是想了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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