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喜欢用墓祭等形式来处理纾旱、止涝等具体的行政事务。
如东海郡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灾；会稽太守刑讼女而祭『妇』墓，以求雨；河南尹周畅身祷祭天求雨，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
又如东郡太守王尊与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亲执丰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涝。
以墓祭身祷等形式求雨纾灾，主要是安抚民心，宣扬政德，可以稳定地方。
若地方官员『迷』信巫术，完全将一方平安付诸虚妄的崇拜祭祀神灵上，则不但不利，反而有害于地方政治的稳定。
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围攻青州，刺史焦和虽“军革尚众”，却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最终落得兵败身亡，边城失守。
鉴于此，政事堂的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间祭俗治理政务时，务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师牵着鼻子走。
必须明白，以经治国、礼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间祭祀习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
政事堂之所以会明确这个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刘曜总结了两汉历史当中的着名理政高手之手段，发现了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这个秘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把国家公法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当公法与礼制不能奏效的时候，那就利用民间习俗，如此可解决大部分行政上的问题。
刘曜还发现，那些身居上位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的同时，还以追求“以教化为大务”的理念为政治圭臬。
所以，在两汉历史记载之中，那些理政高手们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料里也比较普遍。
可以说，“以礼入法、以礼化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思维。
刘曜最近让程昱编写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伦理，再辅以民风民俗，即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关祭祀方面的政令，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汉书·五行志》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并施的办法，经过激烈的斗智斗勇，最终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断，无复有祸祟”。
当然，对于不害民生、无伤于地方『政府』权威的民间祭俗，则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适当保护的措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汝南石贤士神祭祀的态度。
针对这种祭俗信仰，当时的地方官府只是派“尉部常往护视”，维持现场的治安。
祭石头神的集会对于民生和统治尚无大碍，官方只是观望、督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尽力将其掌握在可控范围中。
这种无为之举何尝不是一种默许『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间祭俗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协调官意和民情，乃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双方沟通、互动的一种方式。
那么用恰当的方法，利用或限制禁止各类不同的民间祭祀习俗，以保证地方稳定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曜在想出“万家祖庙”之前，曾对两汉时期的官民间有关祭祀的互动，做过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总结出了“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治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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