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顺而言，贸易上，可有可无了。广东福建松江宁波的各国商馆，不需要再从澳门开始立足。
而在宗教上，澳门就成为了大顺的一块心病。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已经让大顺的皇帝和儒家官员彻底震怒了，不许祭祖、不许拜皇帝、不许拜周公孔子……这既是在向儒教宣战，也是在向世俗皇帝宣战。
贸易上可有可无、宗教上心病易发，葡萄牙人慌了。
外交还是朝贡？
利益最重要。
葡萄牙人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朝贡的身份，忽悠大顺，反正大顺也从没问葡萄牙要过贡品。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朝贡国的含义，即便澳门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也不知道朝贡意味着和朝鲜的地位一样。葡萄牙王室变更，是要大顺派礼政府来册封的，之前不过是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真要认真起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
荷兰人没有派使节团前往中国，因为荷兰现在是空位期，既没有国王，也没有执政，各个省各自为政。
不过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十七人绅士团，倒也关切了一下大顺的外交局势，他们在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件影响下，认定了大顺要和俄国开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看来，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给巴达维亚总督的指示上，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顺俄开战的机会，趁着大顺来不及反应，彻底解决掉巴达维亚的冗余无用的华人问题。
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锡兰、安汶、班达等地，让这些华人去锡兰修要塞。
在大顺和俄国开战的时候，肃清这些华人。因为蔗糖贸易的不盈利，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巴达维亚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够及时肃清，即便大顺将来反应过来了，也不可能选择攻打巴达维亚。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华人了，打下来也管不住，而且也没有可能的华人在大顺攻打的时候带路。
只是，这样的指示不能写的太明确，将来真要是出了事，得有个人背锅。
所以没有明确的指示，只是用了一些隐晦的言语，支持了巴达维亚总督的决定。
尤其表扬了巴达维亚总督提出的“私货合法化”建议，认为既然巴达维亚的腐败和私货不可避免，那么将其从违法变为合法，那不就没有腐败和私货了吗？
唯有这样，才能断绝公司的荷兰员工和华人的紧密联系。
只要私货不合法，那么走私和私货就不可避免，而这就必然让员工和华人海商产生关联。
这，是驱逐华人的第一步。
…………
自然的，瑞典人也派出了他们的使节团。
不过以瑞典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派出对华的全权大使了，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考林组建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瑞典过会就授权他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
只是那一次只是为了贸易，而大顺的贸易坏境是特殊的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谈的。
至于说上一次去广东的时候，想着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见见皇帝？考林有在其他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当然明白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不能见到广东节度使都是个问题。
但这一次与众不同。
这一次，是真的可以见到皇帝的，或者至少可以见到伯爵以上级别的高官。
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密谋是有效的，卡尔·吉伦特博格确定自己可以执掌国会，以此时非是国务大臣的身份，给了考林这个特使一个国务大臣和国王才能授权的谈判底线。
并且保证，他回到瑞典的时候，国会可以通过法案的修订。
贿赂、游说，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至少在此时的瑞典是差不多的。
瑞典人被煽动起来了民粹的复仇情绪，而东印度公司的瑞典股份并不多。
公司的利益或许不是瑞典的利益，但可以假装成瑞典人民的利益。
…………
苍茫的西伯利亚，行走着俄国的使节团。
这不是俄国的第一支使节团，几年前的黑龙江之战后，俄国就派出过使节团，大顺也来参加过沙皇的加冕礼。
可这一次，有些不同。
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公爵，但权势却比俄国的那些公爵大的多，原本要派公爵前往，此时换成了伯爵，反而说明更加重视。
历史上，安娜女皇死前托孤之际，就是此人和她的情夫在场，可谓重臣。
不管是西化党、守旧党，亦或是德国党，这一次出奇的一致。
不管是色楞格河的贸易额，还是大顺军改后的军力，亦或是对土战争的不顺利，或者瑞典的威胁……
总归，在东方的态度上，俄国人放下了党争，确认彼得的东方计划破产。
和上一次被刘钰逼死的老托尔斯泰伯爵不同，这一次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去背锅的，而是去实打实的外交的。
国会各方以及女沙皇，都明确地授权他，可以在勘界问题上让步，以换取东方的和平。
不利的条约，就像是生孩子。
第一次的时候，千难万险，痛苦万分；一回生二回熟，生的多了，顺滑无比。
这一次，不用背锅。
相反，恶劣无比的外交局势，若能签订一个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哪怕放弃一些土地，也是巨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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