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对我邦了解颇多，只怕唐国征伐的幕后黑手，亦必是此人。纵一时战败，待日后除掉此人，未必不能复仇。”
“越王勾践，亦有尝粪之辱，然卧薪尝胆，二十年终复大仇。尔等可牢记此故事。”
几个重臣都听得出来，也不知道刘钰在信上还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至于将军大人似乎对这一战的前景完全绝望，现在就开始考虑将来隐忍复仇的事了。
本来给众人带来了一抹希望的大冈忠相在众人的沉默中，眼神猛然透亮起来，禁言道：“殿下，刘钰既以阳谋明示，无非就是他复刻土佐的事，可能做，也可能不做，但因为可以做，所以本邦多有忌惮，不得不被他牵着鼻子走。哪怕他可能只是恫吓。”
“既如此，我们何不效仿？”
德川吉宗问道：“如何效仿？”
“殿下，唐人若是早有准备，只是在等琉球事做个理由，那么必有兵力调动，总会有蛛丝马迹。”
“若唐人并未早有准备，那么邀荷兰人二虎竞食之计，就来得及。”
“若唐人早有准备，那么就可以说，荷兰人在给本邦的风说书里，已经发现了唐人的调动——只要调动，便不可天衣无缝——只说荷兰人已经准备出水军助战。”
“正如刘钰的阳谋，是可能做、可能不做，但可以做到；那我们也是一样。既不可能天衣无缝，那么我们的话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荷兰人确确实实可以对唐人水军造成威胁，所以他必不得不防，正如我邦不得不防他可能在别处登陆复土佐事一般。”
既是大冈忠相的二虎竞食之计，算是此时唯一的希望，他又借刘钰信中吓唬德川吉宗的阳谋为引，似找出了问题的关键。
几个重臣顿觉似乎可行，可再一想，本多忠良便问道：“那刘钰狡猾如狐，如何肯信？荷兰人每年参觐一次，只在春日，如今通译已返。若是荷兰人在，刘钰多半会信；可荷兰人既不在，他便难信啊。”
“江户又向来不准南蛮人久居，昔日唐谍史世用，因是唐人，方可逗留。荷兰人与和人所生子女，亦全都赶到离岛。刘钰岂能不知南蛮人面孔？”
大冈忠相早已想到这一点，自信满满。
自锁国令颁布以来，幕府视西洋书籍如洪水猛兽。明朝崇祯七年，有文人刘侗写了一本《帝都景物略》，刘侗可不是天主教徒，就因为《帝都景物略》里有很小的一个篇幅描绘了一下京城的天主教堂，于是这本书就被封禁了。
至于徐光启等人的书，因为天主教徒的身份，更是只要发现就要烧毁，长崎船只携带徐光启等人的书，通通焚烧。
到德川吉宗时代，德川吉宗比较喜欢荷兰学问，所以适当地有所松动。这种松动，便给了大冈忠相可以操作的机会。
“殿下，之前您尝说：吾闻世有兰书，惜未曾读焉。若能观一二，则无憾矣。遂有臣下进荷兰书，然只能看懂图画，却不得其中文字。殿下便遣儒生青木昆阳、侍医野吕元丈习读荷兰文。”
“何不使青木昆阳以荷兰语，做伪书一封？”
“刘钰既知本邦诸多事，当知本邦锁国，不可能流传荷兰文字。他见荷兰文，便必然相信。”
“他若相信，若准备就绪，必不敢贸然发动，定要去先找荷兰人问个明白。如此错了风季，便要明年。”
“如此，殿下可趁这个机会，以重金贿荷兰人，再允其贸易，荷兰人必会相助。”
人心算计，本在计略之中。
锁国之政，竟是祸兮福之所倚，反倒因为锁国更加深了荷兰伪书的可信性，因为大冈忠相换位思考了一下，若站在刘钰的角度，知道日本锁国，便觉得日本不可能有人懂荷兰文，所以这封荷兰书信，必是荷兰人所做。
“妙极！”
德川吉宗拍手叫好，心想正是如此，遂连忙叫人去吧青木昆阳叫来。
并不知道当初刘钰抢了他的《番薯考》，还把刘钰当成好人的青木昆阳，本没有资格参与这种核心圈的军政大事。
等忧君忧国的青木昆阳弄清楚了这个计策后，心中不禁叫苦，面露苦涩。
“将军殿下……我虽有心研读，可兰人参礼，只在春日逗留数日，一年一次而已。我亦有公务在身，不能潜心，是以……”
“是以虽懂几个荷兰文，却也只限于日、月、龙、竹、梅、天、地、人而已，会写25个字母，至于以荷兰文作信，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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